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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对于供给政策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有一批学者研究税收对资本存量的影响。他们估计，取消资本所得税将使美国资本存量增加35%，总的福利改进相当于一生消费的1%。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但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于1990年的计算表明，这等同于降低10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改进的两倍，消除整个美国战后经济波动的20倍，或是消除美国所有产品市场垄断行为的10倍。laffer curve因此他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确实是一顿很好的“免费午餐”。

另一位诺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则从劳动供给的角度研究了税收的影响。他发现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包括每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率）比主要欧洲国家要多50%，而在20世纪70年代情况正好相反，欧洲人工作时间比美国人长。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欧洲劳动供给水平低主要是就业市场僵化的机制造成的，但他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模拟和估计发现，双方工作时间的差异和转变几乎完全可以用税收来解释。在经过“里根减税”之后，美国人劳动收入的边际税率已大大低于欧洲主要国家，因此美国人的总体工作时间有所提升，而欧洲国家下降。如果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美国相当的税率，他们的劳动供给也会和美国相近。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曼昆是这样总结财政政策作用的：在短期内，经济是凯恩斯式的，由于经济主体错觉、粘性工资和价格的存在，减税将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和总需求，进而提高国民收入。在长期内，经济是古典式的，宏观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得到纠正，因此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无效，只有通过影响供给方面的因素影响经济。卢卡斯在2003年也明确提出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防范经济出现大萧条的学问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利用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消除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福利改进是相当有限的，但利用财政政策获得长期的、供给面的福利改进还存在巨大潜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国家通过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使世界经济避免陷入第二次大萧条，证明了卢卡斯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西方国家普遍债台高筑，通过财政政策改善长期供给面状况的努力尚未出融危机时美国和欧洲的失业率都高达10%，而现在欧洲没有显著改善，美国失业率却已经降到5%？这之间的差别，是不是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呢？

最近，中国提出要“加强供给侧改革”，这是对改革精神的回归和深化改革的必然。由于计划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中国改革从一开始的着力点就是要扩大供给。改革使得个人可以多劳多得、发家致富，企业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开放则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理念，亿万中国人的供给潜力得以释放，才有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ZF对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干预明显增多，在宏观层面则过度的刺激总需求来实现增长。结果ZF干预多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且无法化解，而ZF管制多的行业却有效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刺激总需求收效甚微。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减少ZF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新激发国人创业、就业、创新的热情，再塑中国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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