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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遭遇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导致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一方面，该理论被认为是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该理论无法解释也无力解决滞胀问题。因此，当时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指引西方走出困境。

在这种形势下，以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作为诸多挑战凯恩斯主义正统地位的理论之一，供给学派经济学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只强调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却忽视了对相对价格、经济主体行为和总供给的影响，而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恰恰是供给方面的因素。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采取各种手段提高总供给，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减税。laffer curve

以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命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供给学派的理论精髓及其政策主张。该曲线讲述的是这样一个命题：由于高税率严重地抑制了经济活动（使税基大大缩小），一旦进行相当程度的减税，因此而释放出来的经济能力（税基增加）是如此之大，以至于ZF的财政收入会因减税而增加！

20世纪60年代，美国肯尼迪ZF为刺激经济曾采取较大幅度的永久性减税措施，规模相当于GDP的2%，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ZF预算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基本实现了平衡。尽管肯尼迪减税的出发点完全是受凯恩斯主义理论所引导，目的是为了刺激总需求，且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政策对当时的经济扩张贡献更大，因货币政策也同时保持扩张，但部分供给主义者却视“肯尼迪减税”后税收收入增长为拉弗曲线的佐证。

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采纳，减税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核心经济政策。里根ZF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而且使所有税收档次的基数与通货膨胀挂钩，大大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为刺激投资，还实行了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等措施，企业所得税也被大幅削减。此外，税制整体上得到简化，许多税收特惠被取消，在提高效率和公平的同时堵塞了税收漏洞。

因此，“里根减税”不仅仅是减税，而且是改革。减税也不是里根ZF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放松管制、平衡预算、降低通货膨胀同样是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标，其真正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带领美国走出滞胀，而是要彻底扭转过去数十年来ZF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恢复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以实现美国长期的增长和繁荣。

但事实的发展和供给学派的预期有很大出入。由于减税和军费开支的激增，美国财政预算状况显著恶化，赤字占GDP比重达到二战后最高点，国债余额也大幅上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这段时期的增长实际上是典型的凯恩斯式的增长，而拉弗曲线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随后，老和ZF先后增税，20世纪90年代美国却实现了预算盈余，因此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其《经济学》一书中认为“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终于成了一种近乎反面的教材”。

因此费尔德斯坦认为，供给主义有“新”、“老”，像他这样的是“老”供给主义者，而大家所熟知的供给学派是“新”供给主义者。两者在政策主张上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在对供给政策的预期和实际效果上。“老”供给主义者认为减税等激励政策是长期政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起显著作用；而“新”供给主义者对于供给政策的短期效果非常乐观，认为可以不付出失业代价而降低通货膨胀、减税也不会造成预算赤字等等。正是由于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使供给学派从理论到实践都给了别疑的机会。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新”供给主义的预言与实际不符，就说供给学派的理论是失败的。

而且，对于供给学派的批评者过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减税政策上。实际上，供给主义反对凯恩斯理论，支持所有提高市场效率、减少ZF干预的经济政策。除减税之外，供给主义者还一致主张缩小ZF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放松产业管制以及紧缩货币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除了ZF开支因军费增加而没有实质减少之外，其他主张都得到了里根ZF的贯彻和实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仅仅因为拉弗曲线没有得到验证就断定供给学派理论失败了，有失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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