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主义者揣测的也许就是那样。
三
有意思的是,技术万能的乌托邦却从未实现过。这事需要说说。一位美籍华裔的人工智能专家告诉我,至少在眼下看来,人机关系仍是一种主从关系,其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特别是一旦涉及价值观,机器人其实一直力不从心。据说自动驾驶系统就是一个例子。这种系统眼下看似接近成熟,但应付中低速还行,一旦放到高速的情况下,便仍有不少研发的难点甚至死穴——比如事故减损机制。
这话的意思是:一旦事故难以避免,两害相权取其轻,系统是优先保护车外的人,还是车内的人(特别是车主自己)?进一步设想,是优先一个猛汉还是一个盲童?是优先一个美女还是一个丑鬼?是优先一个警察还是三个罪犯?是优先自行车上笑的还是宝马车里哭的?……这些Yes或No肯定要让机器人蒙圈。所谓业内遵奉的“阿西莫夫(Asimov)法则”,只是管住机器人永不伤害人这一条,实属过于笼统和低级,已大大的不够用了。
美国电影《我是机器人》(二〇〇四)也触及过这一困境(如影片中的空难救援),堪称业内同仁的一大思想亮点。只是很可惜,后来的影评人几乎都加以集体性无视——他们更愿意把科幻片理解为《三侠五义》的高科技版,更愿意把想象力投向打打杀杀的激光狼牙棒和星际楚汉争。

《我是机器人》(I,Robot ,或译《机械公敌》)剧照
其实,在这一类困境里,即便把识别、权衡的难度降低几个等级,变成爱犬与爱车之间的小取舍,也会撞上人机之间的深刻矛盾。原因是,价值观总是因人而异的。价值最大化的衡量尺度,总是因人的情感、性格、文化、阅历、知识、时代风尚而异,于是成了各不相同又过于深广的神经信号分布网络,是机器人最容易蒙圈的巨大变量。舍己为人的义士,舍命要钱的财奴……人类这个大林子里什么鸟都有,什么鸟都形迹多端,很难有一定之规,很难纳入机器人的程序逻辑。
计算机鼻祖高德纳(Donald Knuth)因此不得不感叹:“人工智能已经在几乎所有需要思考的领域超过了人类,但是在那些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假思索就能完成的事情上,还差得很远。”同样是领袖级的专家凯文·凯利还认为,人类需要不断给机器人这些“人类的孩子”“灌输价值观”,这就相当于给高德纳补上了一条:人类最后的特点和优势,其实就是价值观。
价值观?听上去是否有点……那个?
没错,就是价值观。就是这个价、值、观划分了简单事务与复杂事务、机器行为与社会行为、低阶智能与高阶智能,让最新版本的人类定义得以彰显。请人类学家们记住这一点。很可能的事实是: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是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技术主义者看来恰恰是在这里严重缺弦。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实现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以便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
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的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人工神经网络(ANN)等仿生大招,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也不会一无所获,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包括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还是只能让机器人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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