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秘书室有人事权,掌握着下属子公司的生杀大权。
在三星,所有子公司部长级的人事任免,都要听秘书室的安排。即便是集团内部的明星企业,包括三星电子,在秘书室面前也毫无反抗之力。
最后,秘书室有资源分配权。
原则上,超过1000亿韩元的大项目,都要秘书室批准。1984年投资半导体工厂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秘书室两次从海外筹集巨款,帮公司解了燃眉之急。
最奇葩的是,秘书室还负责家族事务,安排李健熙个人的衣食住行和警卫工作,并通过交叉持股等一系列精心运作,让仅持2%股份的李氏家族牢牢控制着整个集团。
通过秘书室,李健熙获得了帝王般的影响力,也让三星拥有惊人的执行力。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三星陷入债务危机,负债额高达180亿美元。秘书室顶住压力和非议,先后裁员5万人,并将原来的59个子公司精简至45个。
刮毒疗伤后的三星,得以轻装上阵,最终在2000年后迅速崛起,将索尼等一批日企推下神坛。到2004年,仅三星电子的纯利润就超过日本十大电子企业总和。
有意思的是,90年代初,三星和索尼几乎同时推行绩效主义,通过“重心下沉”来激活子公司。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这种源自美国的绩效主义,成就了三星,却毁了索尼。
原因究竟何在?答案在于分权。
在索尼,分公司拥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权,它们只关心短期利益,不愿意冒险去尝试新技术。而在三星,李健熙始终警惕子公司变成个体户,因此将人事权等留在了秘书室。也正是因为李健熙和这种威权模式的存在,才能够保证三星集中精力办大事,走上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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