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确定性机会上下狠注,碾压对手,这就是三星的逻辑,简单粗暴,但绝对管用。相反,手机、电视等终端产品,用户选择非常多,不确定性很大。对于这类产品,三星的态度非常务实,绝不蛮干。
以手机为例,三星的做法是多点布局,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只要有同类产品,都做一款试试。我们都知道,苹果一年只做一款产品,诺基亚当年火的时候,最多也就二三十款,而三星是多少?五六十款!典型的机海战术。
很嘲笑三星,说它是市场的跟随者,几乎没引领过任何一次重大的技术潮流。但这些人忘了,三星也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技术潮流。它对技术的态度是尊重,但绝不迷恋。这种务实的态度让它成为行业的长寿者,熬走了一茬又一茬的竞争者。
反观三星的对手,很多都因为迷恋技术而遭到了诅咒。索尼,CRT时代的霸主,90年代凭借特丽珑技术横扫全球,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技术,让它忽视了新技术的威胁。结果,在液晶时代到来时,惨遭屠戮。
索尼的悲剧,是很多日本企业的缩影。它们迷恋技术,坚持认为有技术就有销量,所以只顾埋头造车,很少抬头看一看市场。
三星的多点布局,是在看不清方向时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格局明朗,它就会发挥自己的特长,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Android一统天下前,市场上除了Android,还有塞班、WM、Linux等系统,三星不但照单全收,还自己开发了一个Bada系统。
后来,等Android成为主流,三星果断砍掉其他系统,主攻Android,一举成为该阵营的老大。而功能机时代的王者诺基亚,却死守塞班系统,最终黯然出局。
财界的青瓦台
投资内存,连续亏损13年;投资液晶面板,连续亏损7年。这种自杀式的投资决策,在欧美,乃至日本企业,是难以想象的。分权模式下,各方为了自身利益,很难在这种赔钱的生意上达成一致。
三星也分权,会长下面是业务部高管(GBM),有独立的决策权。但在会长和GBM之间,还“横”着一个特殊的机构,那就是被誉为“财界青瓦台”的秘书室。
这样一来,在三星内部,就形成了以会长李健熙为核心,秘书室和GBM为两翼的铁三角决策模式。李健熙是掌舵者,位于顶点,负责公司的大方向;秘书室是智囊团,搜集、分析信息,提供决策依据;GBM是具体的执行者。
秘书室直接对会长负责,通过它,李健熙牢牢掌控着公司的最高决策权。这使得三星能够突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去干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事情。
投资半导体,动辄数百亿美元,还面临长期的亏损。这种事情,很多时候只有国家意志才能坚持下来,但三星却做得很通畅。不仅如此,以会长为中心、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还极大地提升了三星的决策效率,当对手还在观望、争论时,三星早已抢先一步。
在业界,三星以“决策快”著称。平板电视时代,三星因为行动果断,大获全胜;反观日企,尽管技术实力强大,却因为内部分歧严重,犹豫不决,最终败北。
秘书室的概念,源于二战时日本的参谋组织。李秉喆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1959年,他在濑岛龙三(曾任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的帮助下,创办了秘书室。
当时的三星,羽翼未丰,秘书室的作用只是帮助会长处理日常事务。70年代后,随着业务的扩张,李秉喆参照三菱、三井等日本财阀的经验,加强了秘书室的功能,从最初的情报收集、财务等6个小组,扩展为人事、经营管理等15个小组。
李健熙掌权初期,秘书室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此后,虽然经过多次改组,名称先后变更为结构调整总部、全球战略室、未来战略室,但其功能始终未变。
首先,秘书室有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
90年代海湾战争、金日成去世等情报,都是三星秘书室第一时间得到的。事实上,从80年代起,秘书室就成为韩国最强大的情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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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彻底全部干净歼灭美強盗
台湾如果敢宣布独立
那些所谓的创新公司靠圈钱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