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夫:“您有啥建议吗?”
大夫说:“你们问问,看能否转到朝阳医院或者协和医院吧。”
我一听晕倒,早上从朝阳医院出来就是因为挤不上床位。昨晚协和医院也请朋友问过,全国多少政商高层关系在盯着,根本没法安排。
厚着脸皮再问:“这两个医院的床位都找过人,没办法。您的意思是预先联系这两个医院的ICU吗?”
这又是一个外行的问题,大夫只好说:“大医院的ICU床位比普通床位紧张得多。我只是说了一种可能的情形,我们大夫和家属一样,希望病人迅速好转。但你们和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谈话结束后,和夫人电话沟通。我们偏向于大夫是按惯例进行风险提示,也没太在意,但夫人让我取消美国行程。开始退机票、退酒店、退电话卡、退保险,答应帮朋友办的一些事情也办不到了,一一联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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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星期五)下午 17点
大夫给了我一张处方,让我去别的医院买“达菲”。
我奇怪了:“三甲医院没有达菲?”
大夫说:“我这里没有。周围几个三甲你可以试试,朝阳医院肯定有。你运气还算不错的,北京紧急调了一批货源。前段时间,要是不够级别,全北京你都找不到一盒。”
于是先到周边的A医院,急诊药房帅哥一听达菲,说可能开完了。帮我查了急诊药房没有,还电话问了门诊药房,也没有了。最后还给我个电话,说下次可以先打电话问。态度真是好!
出来看到一个药房。小哥回答我说:“没这药。我们一直没卖过,不知销量如何。”转头和另一个人说:“最近问这个药的人不少啊,我们进点试试?”
下一站直奔朝阳医院。开药先要挂号,但我没发烧,护士不让我挂号。只能又冲进去找大夫,说早上才从朝阳医院转出的,求开一盒。
大夫问:“为啥转出?”
我答:“朋友联系了个床位。”
大夫说:“哟,这么快有个床位。去挂号吧”。
于是挂号,排队,开药,缴费,取药。220一盒达菲,70元挂号费。想多开些,朝阳医院不同意,自己的病人都不够用。
晚9点离开丁医院回家,到通州已近11点。从前一日6点出门,已忙乱了28小时。
家里岳母眼睛通红,夫人自己担心不提,又安慰了会岳母。
我只问了一个问题:“小孩有没有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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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星期六)
夫人一早赶往医院,让我在家睡觉。10点给我电话,说大量输液情况下高烧不退,最高39度。另一位大夫再次讲述了要做好转院进ICU准备,并要求24小时陪护。
于是:
1)从老家请两位亲戚过来照顾。
我们下周还要上班,24小时监护肯定扛不住。
定机票时,发现佳木斯飞北京的航班,当天头等舱都没剩,后一天余下2个头等舱,还好鸡西飞北京有经济舱全价。东北富豪的消费能力和惨不忍睹的群众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2)联系人转朝阳医院、协和医院。
朋友们都很帮忙,但确实没法操作。
下午6点,赶到丁医院换班。发现昨晚我整理的东西被动过,充电宝等都从柜子里挪到包里。夫人没有动过,只能是岳父在呼吸困难、动脉被扎了2针的情况下亲自动手了。其难度,相当于在拉萨有高原反应的情况下,用带伤的手抬石头。我把包挪到了岳父够不着的地方,让他有事叫我。
大夫安排一小时测一次体温,记录所有“出量”,即大小便量。当晚,岳父的尿量少。一次少只有20ml,多不过50ml,医生担心肾部也感染了。
医生又和我谈了一遍。常识认为病毒性肺炎致死率不高,但实际上病毒性肺炎会引起很多并发症,最终死因归于其他病症,病人和家属都不能对病毒性肺炎掉以轻心。
21点体温38.5度,医生说病房没有盐水不能输液了,先用些退烧药。服药后,体温降低到37.4度。岳父服药后出汗,不愿意盖被子,被查房医生制止后依然不服气。医生走后,岳父要求脱掉上衣裸睡,被我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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