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好几个月前,我就想写这篇文章了。为何我终于动了笔?是因为我终于有空了吗?非也。我有学生作业要批改,有教科书订购单要填,有一份国家科学基金的申请要审阅,还有一堆论文初稿要读。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正是为了不去干那些事!这就是我称之为“结构化拖延法”的精髓之所在。我发现,这项了不起的策略能令拖延者们化身高效能人士,使他们因高产和善用时间而备受众人的尊敬与崇拜。
[好吧,起码算我“重新发现”的吧。1930年,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为《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撰写了一篇题为《成事要诀》的专栏文章,在文中他写道:“只要某件工作不是某人当时本该做的事,不管工作量多大,他都能够完成。”如其所示,本奇利已然认识到了这项基本原理。而且我估计,肯定还有其他同他一样身为结构化拖延者、想法深邃的思想家也发现了这一点。待我回头再作些深入研究吧。]
每位拖延人士,都会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往后拖。结构化拖延法则正是一门关于如何利用这一消极特征、让它为你服务的艺术。在这个概念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拖延不等于两手一摊,什么都不做。爱拖延的家伙们极少什么都不做,他们的确会做些略微有用的事,比如做做园艺啦,削削铅笔啦,画个重新整理文档的简图以便自己有空时去收拾啦什么的。为何拖延者们愿意做这些呢?因为做了这些,就可以不去做那些更重要的事。而如果他们的待办事项里只剩了“削铅笔”这一件,那么天底下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促使他们拿起削笔刀了。拖延人士完全可以积极有效地处理一些有难度、时效性强的重要任务,只要他们可以借此逃避去做更重要的事。
结构化拖延是利用了拖延者的这种心态,为某人必须完成的那些任务梳理出一个结构来。你把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按重要性列个清单,在脑子里想想也行,或者专门写下来也可以。你甚至可以称之为自己的“优先级清单”,把看起来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排在最前头,但也要有些其他值得一做的事位列其后。于是,完成后边这些任务,就变成避免去做清单最上方的任务的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排列得当的任务结构,拖延人士就变成了有用的人!事实上,他们甚至还能像我一样赢得“做事高效”的好名声哩。
我把“结构化拖延法”演绎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回,就是同太太一道在一栋名为“索托楼”的斯坦福学生公寓里担任“公寓指导老师”(resident fellow)的时候。每到傍晚,尽管有学生作业要批改,有教案要准备,还有委员会的事要处理,我还是会走出我们紧邻公寓楼的小屋,跑到学生活动室里去跟住在那儿的同学打乒乓球,或是去他们的房间里侃大山,或者就只是坐在那边翻翻报纸。于是我因此赢得了美誉——大家都觉得我是位很棒的公寓指导老师,像我这种愿意花时间跟本科生们打成一片,并去了解他们的教授级人物,还真是举校罕有。我这么安排还不赖吧——打打乒乓球就不用去做那些更要紧的事了,还能赢得一个“契普斯先生”契普斯先生(Mr. Chips)的美名。
拖延者们往往采取完全错误的做法。他们尽量少向别人作出许诺,还以为如果自己手头上只有几件事要做,他们就能改掉拖延的毛病,顺顺当当地把事做完。可这完全违背了拖延者的基本天性,也破坏了他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根据我之前下的定义,清单上那寥寥几桩任务将被归为最重要的级别;那么避免去做这些事的唯一选择,就只剩什么也不做了。这可是一条沦为无所事事的“沙发土豆”(而非高效能人士)的不归路啊。结构化拖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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