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识别模型 深度报告 | 我们面临怎样的未来(4)

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则是高度破坏性且不均衡的。 

相比之下，劳动力成本低和边际生产率水平低下的经济体受到的打击最大。 全球贸易体系的衰落加上大量转移劳动力的新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制造商不再需要寻求跨境劳动力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饱受保护主义政策之苦的跨国企业，尽管全球布局广泛，也开始搁置了他们早在本世纪初建立的庞大的国际供应链战略。而随着全球供应链的瓦解或削弱，通过数字化实现的采购和流程成本的先前收益也不再适用。

在这一背景下，制造业核心继续向自动化方向慢慢转移，机器数量和复杂性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工业设备的入网率和互连性增加。自动化普及后的劳动力转移影响比在正常的全球化背景下更为深远。公司和政府在解决失业率高企的时候都会极力捍卫自己的利益。

企业总是将投资重点、本土化运营转移到那些投资回报率高的国家和地区。这包括愿意为实现现代化和扩大物质基础设施而配备财政资源的国家，那些愿意颁布和执行公开公正的且有竞争力的企业税法的国家，以及那些高素质劳动力和基础研发人员充沛的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层深刻扩大。 随之而来的收入水平差距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甚至本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之间产生新的紧张局势。

这一切都源于经济发展的“孤岛化” ——即经济和工业系统全球化的对立面。  这样做的经济成本巨大，但是前景却会更加惨淡。

本土化运动和关键生产要素的逆全球化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制造业的未来。首先，规模较小的公司蓬勃发展，创业活动激增，全球化大企业的准入壁垒明显增加。移动城市制造单元的到来。这些小型自主制造单元被运送到各个国家，借助当地劳动力进一步开发定制的内容。

全球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然而人类所做的努力却少之又少。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因海平面上升而淹没的岛屿国家越来越多，从而影响到的居民数量也在增加。我们估计，全球约有1.25亿人口因此陷入贫困状态。自然灾害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不太新鲜的新常态。持续高温和极端恶劣天气也在重塑未来农业的格局。

私营机构逐渐发展出一种有效的合作模式。由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所组成的联盟，共同制定清洁能源战略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欧洲，通过这种模式的努力，建立了快速充电站，使电动车得到广泛而迅速的普及。在亚洲，由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的城市节能行动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回报。在非洲，受益于跨越式发展和定制化技术，生态足迹显著减少。在中东，“非油”经济和社会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西半球，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的全面应用已经改变了整个能源结构。

这些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几年前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高度本地化的运动。转折点发生在2022年，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政府再一次就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未能达成一致。疲软的经济环境再次阻碍了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数字原住民一代对政府和商业机构失去信心，因此这一代人所驱动的新经济推动了权力下放到地方的“分散型”治理模式。压力来自于扶持当地制造业，定制化和追求循环经济。实际上，这是规模制造时代的结束。过去的规模经济如今遭到普遍的诟病。

多年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跨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等多边协议以失败告终，成为逆全球化的开始。随后的贸易紧张局势使得世界经济增长减缓，特别对国外贸易占比大的国家影响显著。

这一阶段最终开启了社会经济政策的新纪元。几个主要经济体都设立了刺激地方工业并保护其免受外国竞争的政府补贴，本土解决方案不断涌现。这一趋势改变了创新的方向，重新定义了技术发展路径，甚至停止了一些诸如crispr-ca93这样前沿科技的发展。

产品设计贸易由于其跨越国界的便利性而发展迅猛。中等收入国家看到了投资劳动力技能提升的商机，并通过提供较低成本的劳动力基础，将自己发展为国际设计服务中心。低成本制造业持续下滑，低收入国家的利基市场地位也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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