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识别模型 深度报告 | 我们面临怎样的未来(3)

“轻资产”的商业模式呼之欲出，价值只捆绑在知识产权上。少数厂商运营生产设备，以提高效率和推进技术进步，而主要技术持有商利用AI和虚拟现实等手段设计新产品并与消费者产生更多的互动。至此，技术进步的有限利益全部为投资者和管理者拥有，而这种经济模型并不能为下岗工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应对举措：对机器征税、提高企业税、引入累进税收系统，实施“基本生活保障收入”以求完全打破职位与薪酬的直接关联……大量失业工人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生活方式。失业和就业不足数量都大大增加，正规经济向非正规经济的转型清晰可见。

有些已经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归，但公众的支持寥寥无几，收效甚微。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业基础仍然是工业产业的中流砥柱，早在网络冲突发生之前就出现，也是受AI黑客威胁最严重的部分。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弥补了规模型制造商无法转化其技术禀赋所留下的空白。

消费模式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反映了公众对那些影响他们家庭生活的黑科技的日益担忧。技术热潮在本世纪初被一股简约主义的消费观所取代，无论是产品数量选择还是对耐用消费品的偏爱无不体现了这一简约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猖獗的民粹主义和无节制的国家保护主义进一步深化了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不均衡现象。 经济与工业系统的孤岛现象越来越普遍，全球陷入新一轮经济大萧条。

十五年来，世界经济大国不断出现反对的声音，对经济秩序的反抗和对那些操纵经济命脉的专家的不信任之风盛行。曾在本世纪初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增长与繁荣动力的全球化体制，如今却在那些曾经全球化冠军的国家受到了最大的抵制。

连年的低增长使得生产力已经受到破坏，劳动力转移，公众情绪升温，这些都反映出政府治理再就业的乏力无门，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最重要的是，增长滞缓给了极端分子崛起的有利时机，这些极端主义者利用贸易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持续影响激起公众的担忧。

制造业将各国迅速分化成不同阶层，有些国家及时抓住了新技术的机遇，而另一些国家却因缺乏规模制造能力，或者不具备先发优势而丧失机会。

受到伤害的公众越来越不满意政府的领导，政治敌对和两极分化日益加重，治理结构越发不堪一击，政治领袖缩手缩脚，只一意寻求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或者因循守旧的方式，试图在快速变革的环境下通过控制个人之间的壁垒而加强控制权。 特别是在选民倾向变幻不定的民主制度下，政局飘忽不定对政府和政策的连续性有很大的影响，更不必说对国际体系的打击了。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权力的终结”时代。

许多国家对那些日益升温的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做出了回应。由于新的更加繁重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体系和区域贸易结构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其他国家则由于政府意见的极端分化，无法作出决定。

于是，国家经济主义正在迅速回归。  他们主张由政府扶持一些大型领军企业，为其制定产业政策，政府在这些大公司持股，具有控制力，掌握其基础研发，并通过政府政策倾斜优先配置资源。于是，它们引入跨境商品与服务的贸易，投资组合和直接资本，而给予工人的合同水平却低于二十年前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强国不得不背负着巨额和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 二十年前，央行为应对大萧条，启用了历史上最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 他们不仅没有成功地快速重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反而丧失了许多之前可以调配的传统货币手段。 2016年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总额超过150万亿美元，是当时全球经济规模的两倍多，目前已经泡沫到几乎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倍。

此的失业压力。

本文来自电脑杂谈，转载请注明本文网址：
http://www.pc-fly.com/a/jisuanjixue/article-8337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