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论坛（记录）

第二点，是对外开放，加速了中国的升级.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赶超是升级的过程. 许多经济学家从供给方面进行观察. 例如，通过开放，我们引入了投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我们还通过贸易了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因此，从供应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要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升级.

我想今天再添加一个.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利用外部市场也是结构升级的动力. 今天，我们可以生产出最高端的消费产品，例如iPhone5和iPad，如果仅限于中国市场，就不会有此类产品. 让我们看看每个人都穿的衬衫. 十年前看起来像什么？这是因为许多消费产品都面向发达市场，其需求结构决定了供应结构.

我们总是在谈论结构升级，在供应方面，但是不要忘记，供应结构是由需求结构决定的. 因此，我们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可以加快结构升级. 我曾经访问过. 专家说，中国人对此并不感兴趣. 你卖给美国人这么好的衣服和好质量. 他们为什么以假冒伪劣的商品卖给我们？我们中国人不珍惜中俄友谊吗？我不这么认为. 这是因为过渡时期的收入水平很低，人民只能承受低价格，当然也只能承受由需求决定的低质量消费品.

当我回到中国时，假冒伪劣产品为何如此？由于许多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他只能付出这么高的价格，并且必须有许多劣质产品才能满足需求.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如果我们所有生产活动都围绕本地市场开展，那么您的收入水平将决定产业结构. 如果我们更多地利用外部需求，特别是在发达市场，将加速产业结构升级.

我要谈的第三点是，产业结构升级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普遍问题.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结构升级的过程. 不仅需要像中国这样的追赶型经济结构进行升级. 即使是最主要的经济体也面临着结构升级的任务. 结构升级是没有终点的旅程.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结构升级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对此也感到自豪和高兴，但不要自满. 正如建东所说，即使有一天，我们的总额超过美国，而人均水平却超过美国，那一天，我们仍然面临着结构升级的艰巨任务.

谢谢大家！

魏尚进: 郭强发表了非常有趣的演讲，这与林主席在结构升级中的出口作用相吻合，也可以与王智博士的演讲联系起来.

接下来，我将请左学金院长发言.

左学金: 今天加入这个论坛，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认为，未来结构调整的重要机制仍然是利益驱动的.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结构调整应该是我们如何调整以及应该有什么目标. 但是从消费者，生产者和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仍然从一开始就考虑它. 我们必须调整利益驱动和结构调整的宏观目标.

我认为重要的工具之一是价格和税收. 白崇恩院长刚刚分析说，我们目前投资过度，规模大，投资高，但回报率越来越低. 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价格比率被低估了. 许多中小企业难以贷款的原因是由于金融部门的市场利率和寻租行为. 我们的土地价格也被严重低估，因此存在土地过度使用或土地资源滥用的情况.

我们认为，低消费的原因很多，但我们国家的零售和物流效率太低，导致我们的消费产品价格居高不下. 中国生产的消费品低于在美国购买的中国零售价，更不用说奢侈品了. 我认为仍然有必要根据市场均衡价格进行调整.

我们的过度投资与税收有关. 我们的房地产价格太高了. 当然可以说世界各地的房地产价格都处于上升阶段，但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我国的房价是从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来上涨了500％，这个数字要高得多比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增长率高. 我国不征收房地产税. 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争议，这也可能是投资过度的原因.

为指导生产者和消费者调整结构，我们的价格信号应正确，税收应反映宏观目标的取向，并应对此进行更多调整. 未来的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变化有关. 几位专家刚刚提到，工资上涨是推动劳动力增长的重要因素. 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也与劳动力短缺有关. 我认为，我国调整的重要基础是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与基础设施硬件和产能投资相比，我们的人力资本投资仍相对不足. 我们不能说对清华的投资是不足的，但是可以说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的投资仍然很不足. 当然，我们的医疗和基本医疗保健领域还有更多的投资领域和更好的投资. 我认为未来的结构调整非常重要. 这是基础. 只有对人力资本进行更多的投资，未来技术才会有更好的进步.

最后一点，我认为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空间结构调整的合作和支持. 经济活动是在太空中进行的，我们的城市空间有大量的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园区是制造业. 相对而言，服务业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 我们在上海，办公区在淮海路. 这里吃午餐的地方越来越少. 因为便宜的餐馆已经被租金压榨了，其余的餐馆的午餐费用都在一百元以上. 未来的调整是更多地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需要更多空间的创新服务业. 目前，工业园区的土地价格非常便宜. 根据我们的统计，住宅价格已经上涨了很多倍，但是工业土地价格在十年中仅上涨了70％. 服务业的发展确实是非常昂贵和困难的. 将来，我们必须在空间上进行重要的调整. 为什么工业的土地价格应该保持在低位而服务业的土地价格应该保持在高位？这是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我们目前的工业产能过剩已经非常严重. 我们是否应该继续使用这些政策来鼓励工业发展？我们是否应该发展可以带来创新，更多工作和更多大学生的服务业. 我们必须在空间结构上进行重要的调整，并且这种调整也应得到许多政策的支持.

谢谢大家！

魏尚进: 接下来，王志博士受邀发言.

王志: 首先，我要感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别是鞠建东教授组织了这样的会议，并给了我学习的机会. 特别是，我刚才听到了几位嘉宾的主题演讲，以及参加圆桌讨论会的专家的演讲. 这是我学习的机会.

今天我也想谈三个问题.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结构调整是否已经开始.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产业升级. 过去，产业升级和转移已由内部产业升级取代. 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如果最后有时间，我想谈谈您如何更加以学者的客观态度来面对中美的贸易摩擦.

我认为李稻葵教授的讲话很好. 一般来说，由于外部失衡，这是盈余和赤字. 它是一个国家与世界的盈余和赤字，也有双边的盈余和赤字.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盈余和赤字总额取决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差距. 如果您储蓄太多而投资太少，那么您就有贸易顺差. 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则必须向国外借款. 李稻葵教授的研究分析了中国与世界盈余或赤字之间的关系，这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 我记得我在2005年回到中国时曾告诉中央银行的，如果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顺差很小，那么它仅占当时GDP的2-3％. 这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美国的巨额顺差是由另一个问题决定的，而不是可以改变的宏观经济政策. 但是，如果像2007年那样，贸易顺差占GDP的7-8％，则意味着宏观政策存在问题，必须予以注意.

我今天谈论的是主要问题. 即使中美之间有巨额贸易顺差，调整时间已经到了吗？我对李道oku教授的看法是相同的，并且早日出现了机会. 在数据方面，投资占三分之二，消费仅占三分之一. 这三分之一的数据非常可靠吗？还需要与统计局的专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由完全不同的机制决定. 我今天要说的是，这种贸易顺差是由于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特别是垂直的分工和生产链.

此图显示了美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逆差和顺差. 使用美国官方数据将其分为四个部门. 上面的紫色线是美国服务贸易的差额. 自1990年代以来，其服务贸易一直处于盈余状态. 红线是一种矿产品，一直以来都是赤字. 绿线是制成品.

中国的情况是，制成品有大量顺差，农产品出现逆差，服务贸易逆差，我们的石油也被. 加入WTO后，工业产品的顺差和矿产品的逆差都在不断发展，这对我国有利. 也就是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没有外部市场的调整，就不可能在14年内完成美国60年的发展进程. 在当今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中，中国和东亚国家都是受益者，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相同. 在农产品和服务方面，中国有逆差，而美国则有顺差. 矿产品基本平衡. 中国的主要贸易顺差来自制造业. 自1980年代以来，由于土地价格上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已将其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中国. 实际上，发达国家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将其国内生产的产品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此数据是美国制成品贸易逆差的百分比. 1990年，日本占50％，亚洲四龙占26％，德国占10％. 到2010年，四只小龙只占15％. 1990年，中国制成品的顺差仅占美国逆差的10％，到2010年已接近近70％. 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的制造能力已将装配部件转移到了中国. 不仅中国，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占美国制成品贸易逆差的8％，东盟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占美国制成品贸易顺差的13％.

中国的份额太大. 政治家们不理解贸易顺差和逆差是由宏观经济决定的，而双边贸易顺差和顺差与生产结构有关. 只要生产链结构保持不变，即每个贸易公司仍必须以中国为加工和组装基地，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就不会改变.

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进行贸易转型.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2000年占40％，到2010年仅占四分之一，而中国的中，高科技产品出口则分别占40％和33％.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但资本货物也有顺差. 我研究了1990年代后期中国加入WTO的情况. 我曾预测200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而且是大多数资本货物的出口国. 主要原因是加工贸易. 经济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和预测未来.

此表上有六张图片. 上面的两行都是制成品. 中国与韩国和台湾的中间产品贸易处于短缺状态. 中国对15个欧盟国家和美国的最终产品是盈余. 蓝线是我们出口到越南的中间产品. 中国的顺差正在增长，越南处于逆差. 同时，越南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最终产品的盈余在不断增长. 南亚的不发达国家也有相同的趋势，甚至泰国和欧洲的12个国家也有相同的现象. 这表明中国正在升级，不仅出口最终产品，而且还开始出口中间产品.

此图显示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17、18和19是服装，纺织品和体育用品. 中国开始向这些国家出口中间产品，而这些国家开始向美国和欧洲出口最终产品. 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开始转移，有的转移到邻国和其他低成本国家，有的转移到大陆.

中国的转让尚未完成. 发达国家仍然将中国视为中高科技产品的最终生产国. 我们在台湾和韩国的中间产品上存在赤字. 转移刚刚开始，这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过程.

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魏尚进: 接下来，我们邀请今天的演讲的主持人白中恩院长.

白崇根: 今天的主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 实际上，经济结构包含很多内容. 今天，包括我刚才谈到的许多学者都是需求的结构. 需求结构是内部和外部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 还有一个内部需求结构，我们刚才谈到了投资和消费.

我觉得我们对供给结构的重视不够. 刚才，院士院长谈到了结构的一个方面，即行业的结构. 他特别强调，服务业的发展面临许为障碍. 在资源分配中，服务业有许多歧视性政策.

我想谈谈另一种供应结构. 当生产能力增长时，生产能力增长的哪个方面来自. 在我之前谈到时，我向您展示了生产力增长的列表，一个是使用更多的人力资源，一个是使用更多的资本，并且效率得到提高.

实际上，我已经和您交谈过. 在过去的四年中，这种结构已经恶化. 从2008年到2010年，效率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远小于前二十年. 在过去的几年中，效率极大地促进了GDP的增长. 资本投资的增加对GDP的贡献不大，但是在过去的四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结构性改变显然对我们不利，我们仍然希望主要由于效率的提高而恢复到生产增长. 从长远来看，只有提高效率才能带来长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问题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四年中，在这种供应结构中，效率提高的效果下降了，将来又如何提高？在效率改进的这一方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 它来自几个方面. 一种是改革开放，可以称为机构红利. 一种是城市化红利. 当人们从农村搬到城市进入制造业或服务业时，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这是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在开放过程中向他人学习，向邻居学习以及向世界其他地方学习. 学习带来了效率上的巨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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