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帅《冬春的日子》被西方媒体评为20世纪百佳影片之一,《十七岁的单车》又拿到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这些早已是几年前的事情,可是这几年一直没机会听到他的作品,于是,对那位青年导演一直保有神秘的欣慰,以为第六代中不仅贾樟柯之外似乎也有个提得上筷子的。
近日已经提到了《十七岁的单车》,这部N向我推荐也是N向我指责的影片,看完之后,觉得有话想说。
我不偏爱复述剧情。但是电影诞生已事隔多年,此外为了交代的知道,还是简要介绍一下。影片的结构可以大致分为正、反、合三段:农村青年阿贵进京打工,骑单车送快递,为了赚够买下单车的钱,他努力工作,可单车却被窃贼偷走;高中学生小坚酷爱骑单车,可是家境不允许他拥有自己的单车,他偷了母亲的钱去二手市场买了一辆,正是阿贵的;阿贵发现了自己的车,中学生却不愿归还,两人产生矛盾十七岁的单车 结局,小坚纠合了一帮男生采用更流氓的举动夺车;最后协定每人各用每天,接着又衍生出一段两人共患难的戏,然而车却是毁了。
在两个少年的生活中各自发生了一个女生。阿贵着迷于旁边楼上一个每天换穿主人衣服的小保姆周迅;小坚爱上了性感动人的同学高媛媛,可惜后者的水性扬花让他感到难过。
从主题设定并且剧情安排来说,《十七岁的单车》平行设定了两个线索:城乡差距跟少年冲动。单独看阿贵的独白线索,其实是一个民工进城受欺压的故事;再单独地看小坚,他的独白类似于《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描写青春的灰色与冲动。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小帅同时在表达两种东西:一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对城市生活底层的工人进行描写,此外他既想书写关于少年的残酷青春,那些少不更事的温情时光;前者将影片带入关注社会现实的写实化方向,后者既使我们寻求浪漫青葱的懵懂记忆。
当我们把两条线索放在一起看,或者说,当王小帅打算在一部电影里同时贯彻这两种观念脉络,我以为,他失策了。
不是说不可以在一瓶酒里掺上两种以上的味道,想在一部作品中抒发丰富的观念,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十七岁的单车》没令人看明白他到底是要讲哪些?如果是应探讨民工的难题,显然他着墨太少;如果是为了塑造青春的悲哀,那么,当他把现实无比的社会弊端杂糅进来,便冲淡了原本可以带有的很单纯的甜蜜气息,而变的不伦不类!
此外,更重要的是,也是我想强调的,《十七岁的单车》给许多看过它的人,包括我,带来了更不舒服的觉得。这其中有愤怒,有不平,有崩溃,甚至有头疼。花样百出,程度不一。总而言之,我不偏爱这部影片。它没有让我感动,只使我反胃。

虽然,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接受者对同一作品的体会是大不相似的,于是,文艺批判的结果通常不具备真理的价值,而唯有对话的功能。但是,即使是很技术性的抨击,最工具化的解剖,对作品抽丝剥茧条分缕析之后,其论点的根据,还是应重回到对作品的感性体验之上。对作品的理性体验跟爱情反应,是对作品价值进行评价的毋庸质疑的基本按照。文艺之所以存活于这世间这么漫长的时间,就在于她诉诸于人的灵魂,影响人的心情。文艺批判,也常常从这一视角入手十七岁的单车 结局,对作品进行探讨。
最令我难过的剧情恰恰是电影更高潮的个别:如何缓解争车的冲突。当可怜的阿贵拼尽全力攥住单车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他的身体被哪几个小流氓差点五马分尸,我真的是恨不得抽那几个小子耳光!然而我明白这不可能,我没法来骂导演:你究竟在想什么,你要体现的青春难道就是这样的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你的道德取向在哪里?
阿贵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单车,被歹徒偷走;小坚偷了家里省吃俭用的钱,买来了单车;当阿贵终于找到自己的车,他仍被小坚和一帮同学暴打得满身伤痕累累。从道德判定上来看,小坚完全是恶的一方,即使他自己也是委屈,但是他采取的方法下流而暴虐,让人对这个角色咬牙切齿;可是,偏偏他是男主角,他是演员所要展现的中心人物,而他的身上承载着导演对青春的理解跟寄托,他遭受着悲伤,他有他的可怜,但是当我们看完了影片,没有人会对男主角造成同情(我们很同情的是阿贵)。他得不到观众的同情,他根本不可爱!这个人物是失败的。
再有最后的一场戏。为了老婆,其实本质上说是为了面子,小坚拿起石头去拍人。结果又被人追打,连累了阿贵,两人被逼在墙角打得奄奄一息,阿贵赖以生存的单车也被摧毁。而电影就此居然就结束了!

有相当能够有识别。我们可以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拿来作为参照。马小军也拿着砖头拍人,也去打群架,但是他生在一个疯狂的年代,他的心里是满怀的英雄豪气,所以我们不会讨厌他,我们享受着姜文对自己少年怯懦的诗化表述;杨德昌在令小四杀人之前,用了几乎三个钟头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小四对生活的迷惘,以及他的苦闷,我们对小四只有宽容。他们都做了“恶”,可是她们的“恶”不会让我们形成道德上的担心,不会让我们在精神上形成排斥情绪,而并非进行审美的欣赏。
但是,《十七岁的单车》中,小坚的所作所为无法使人厌恶。他有家庭的窘境,那么他最不需要偷家里的钱;他的确花钱买了车,但是他如何忍心对一个和自己同龄的少年民工施以如此残暴的拳脚?这两点违背了更显然的人性尊严,也突破了读者的道德底线,叫人怎样才能从容冷静地欣赏?
道德尺度该怎么应用于艺术批判,一直是一个问题。但是有这种一个误区必须进行纠正。在我们看多了各式各样的影片后来,似乎,只有这些“变态”的东西能够称为“艺术”。
每个人的喜好跟口味不同,而每一部作品也必须准确的预测,但是我以为,令人沮丧和难过,绝对不是艺术的终极目的。艺术是对人的美的表现。有的之后,表现高尚需要委琐,表现深挚需要迂腐,表现善必须恶,这些都无可厚非。
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他强调过著名的“净化”观念。他觉得,悲剧的作用类似于医学上的“放血疗法”——通过放掉一些患者的血来超过治疗的目的——当读者在欣赏悲剧的之后,心里体会到很大的焦虑、悲哀、痛苦、残忍,以及对命运跟神的尊重,从而取得某些满足,而超过灵魂的升华。虽然读者因为伤心而哭泣,或者由于害怕而战抖,但是它们体会到戏剧带给人的快感。
“净化”理论后代多有补充跟论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朱光潜的《悲剧快感理论》),它揭示了一个规律:文艺佳作可以体现“恶”,并使我们感受“恶”,但是它最后的结果必定是使我们感受到灵魂的新生。
然而,《十七岁的单车》却没有这样的效果。它呈现了少年的伤痛和残酷,为了一辆无足轻重的自行车,和一个不值得去爱的男人而泯灭天良,痛下黑手。我不知道导演对这种的人物是哪个态度?我反而担心导演自己就是从小在胡同里见人就拍的小流氓!为什么他描写这种画面的之后比他体现民工的真实生活来得驾轻就熟而又不知痛痒!
《十七岁的单车》,在戏剧手法跟演员技巧上,都超过一个炉火纯青的程度;其间演员的演出,也都可圈可点。可是这部影片里的有些东西仍使人未能接受,甚至能够容忍。
让我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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