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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摆过地摊后
更加理解这个复杂的商业社会
我就零碎的讲几个点,你自己体会哈。
第一:哪里都有搞特权的人。
有很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为了他人的身体健康,开始少开车,可是,就有那么一些人“不听话”,像煤矿厂、化工厂这些工厂,照样开着,以前是农村人想到城里,现在是城里人想到农村,这就是现在的变化,我们一直在找这些污染源,而这些污染源就是汽车、卡车、飞机等,这些都是在我们身边最常用的物品,而且,我们离不开它,其实我们本来是有机会改变这一切的,可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很懒惰,不愿意骑自行车出行,而且还要偏偏开车,现在高速上的大卡车,只有%10的车安上了cng,其他的车,还爱烧柴油,因为柴油比cng有劲,而且cng还没有地方加,所以,政府也应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用那些政治,哲学方面的理想和理论来团结和指导那些平民中的最优秀的分子,即"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以及那些和他一样的平民知识分子(低级僧侣,革命的牧师).同时,这两种不同的发动群众的手段正是出自于他思想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异教神秘主义的形成和对于这个社会制度所持的政治纲领的内容.而他的宗教观点,则是当时在农民和一般平民中普遍激荡着的革命情绪和愿望的现实的表达.不过,在这个时期之内,采尔的纲领在他的实践活动中起了较之其宗教预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造就了起义的骨干力量,将他们分布到各个地域,依靠这些中坚分子联络和团结广大农民平民群众.这些骨干力量正因为接受了闵采尔这些接近于的政治纲领,因而表现出超出以往农民起义的革命彻底性,在运动的高潮中比其他一切成份都暂居上风.不过,由于闵采尔的政治纲领远远超出了当时群众的要求和想法,团结在闵采尔周围的最精锐的分子只占暴动群众的极少数.尽管如此,闵采尔却并没有陷入单靠少数人密谋暴动的错误.他通过他思想中那种宗教预言的形式和因素,发动广大的农民和平民群众,他和他的党则在其中形成一个坚决的核心集团,以至于"农民和平民则团"他早年惯用的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再也看不到了.闵采尔此时已完全成为革命的预言家了.。
隔断时间就严打,北京一开会更摆不了摊,可是人家都照摆不误。有段严打的时期,我没事就去南锣鼓巷看看能摆了么,每次去都生气,一条街上都没摆摊的,就那几个还在那摆。
第二:小摊贩并没那么值得同情。
我不拿别人举例子,我就说我自己。
首先,我肯定不是走投无路了,好的工作找不到,一般的还是能找到的,我死皮赖脸在这摆摊,为什么?因为能赚更多钱。
所以,我天天被追得跟孙子似的,值得同情么,不值得。

其次,保安、城管就不说了,我进过附近两次派出所,每次警察训我,我态度好极了,各种点头称是,写保证书,收拾东西回家。然后呢?不用隔两天,第二天我就又摆上了。我值得同情么?一点都不。
第三:城管保安没那么可恨。
我摆地摊之前的大一大二,寒暑假都去青岛做过保安,就在青岛云霄路那条街,我们每天街上站岗和巡街,一天8个小时特别累,一天只能赚80块,晚上可以自愿选加不加班,加班就多40块钱。
我们没有那么坏,这就是我们一份谋生的工作,上级给我们安排了我们就得执行。
这个工作的逻辑就是:做得好,商家、小贩骂我们;做得不好,领导骂我们。
所以不管我们做得好不好,我们都不是人。
城管也是如此。
我摆过地摊,我知道我们这帮人多难缠、多狡猾,我们每天除了卖东西,就是研究怎么应付城管、保安。
提起,“人大毕业生回炉读高职”,我们就爱宣扬读书无用论,城管和小贩起矛盾了,我们要骂城管,刘翔奥运失败了,网民一开始骂他是国家的废物,我们更愿意用舆论压倒,而不是去了解事情来龙去脉。 一个像往常一样平淡无奇的中午,照例拿着手机在床上刷微博准备午睡,朋友给我发来一个消息,说古城人民路摆地摊的外地人在举行集体呼吁反对城管禁止摆摊,你怎么看…… 古城是大理古城,呼吁的主要是经常在大理古城较繁华的一条街上摆摊的外地人,主要事由是反对城管禁止他们摆地摊。“一直以来,群众对于城管工作都存在误解或偏见,城管打人、暴力执法成为这支队伍的整体形象,我们时常可以在网上看到城管、小贩大打出手的镜头,而面对这样的情形,基本上所有舆论全部倒向了商贩一边。3月23日开始,一段“城管与小贩当街对打”的视频网上流传:1名流动小摊贩拿着铁杆等与4名穿着城管制服的人员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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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让你们自己掏钱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