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镇压 我和照相机（胶片时代）

我使用的第一台照相机

第一次拿照相机是1967年的事了。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15岁的我对照相机产生了一种向往，特别想尝试照相机的神秘与奥妙。正巧我刚结婚的姐姐家有一台苏联的双镜头120相机（后来经确认叫斯米娜），于是就借来玩。先听姐夫简单的介绍了基本使用方法，然后就试着练习设定光圈、速度、对焦……练习了半天的工夫，就再也按耐不住了，拿着平时咱下来的零花钱，一溜烟跑到新街口的白雪照相馆买了一卷处理的简装120黑白胶卷，记得好象是６毛钱。这胶卷有个铁轴，胶片被衬纸卷在里面，衬纸的里侧是黑色的，外侧是并印有数字。每张照片的尺寸是6X6正方型，一卷可照12张。当时只知道夏日晴天F11的光圈，1/100的速度，冬日晴天F8的光圈，1/100的速度。就这样，照相机步入了我的生活，一直到今天。

斯米娜为我留下了不少的珍贵照片，我深深感激那台苏联制造的斯米娜！

上图50年前的老驴头

要去上山下乡了，到附近的北海公园拍了几张纪念照。年幼不懂事的我，不知道到了边远农村将会是怎样的。

那个年代，在学生中，军装/军靴/军帽是最时髦的，如同今天的阿迪/耐克……

1968年冬天，最要好的四个发小儿，一起来到广场，拍下了这张真贵的照片。最右侧是当年的老驴头，左一赵XX，左二王XX，左三贾XX。

1969年3月发生了中苏边界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极度紧张，战争似乎一触即发。除照片中的左三（带帽子）贾XX幸运的参了军，其余三人“无一幸免”，一起去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戌边，准备打仗。同年8月28日我们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兄弟姐妹。

四个发小儿一别就是41年，2010年8月终于在北京相聚。此时，都已经是近60岁的人了。按照41年前在广场拍照时的位置，拍了下边这张照片。

然而，41年的不同经历，四位老人已经没有了当年少年时代的亲密无间。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很难与参军从政、进入体制内的人取得三观上的一致。残酷镇压说到这儿，不由得让我想起的了“大浪淘沙”这部电影。

我的第一台照相机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我所在一师一团四连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中。连队由3~4名现役军人管理，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强度非常大，而吃的主要是玉米面（有些发霉的）、红薯面，而且还不能吃饱；例如晚饭就只有一个约3两的窝头和一碗稀粥。白面很少，过年才能吃到大米，油和肉更少。当年真是把着17、8岁的小伙子饿坏了！兵团管吃穿，每月发5元津贴费，每过一年增加一块。

此时，人生陷入了迷茫和绝望！尽管如此，我还是没忘记照相机，决心攒钱买一台照相机！从几块钱的津贴费中挤出钱来，那可是真不容易。到1973年，终于攒到了100元，决定去买照相机。当时国内市场商品十分匮乏，自行车手表等等都要凭票才能买到；照相机也不例外。票很难搞到，于是又想到信托商店买二手的，结果是便宜的不能用，能用的不便宜。这样耗来耗去，到了1974年国庆节，家人听说西单文化用品商店节前要放一批海鸥203照相机，于是闻风而动，到西单还真买到了，记得是86元。

用这台海鸥203照相机记录了我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艰苦岁月。

人生的迷茫，充斥着在内蒙建设兵团那八年的日日夜夜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4月初发生了事件，海鸥203纪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人民群众遭到残酷镇压，其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清查反革命运动”，即追查“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诗词、传单的制造者”的所谓“双追”。各单位都成立了“双追”办公室，纷纷开大会、小会，动员人们交待、掲发、检举，要求每个人将清明节期间的活动交待清楚，照了照片的一律要上交底片和照片；迫于时局吃紧，我家二哥将还没来得及冲洗的胶卷用塑料布反复包好，埋在了家中铁床下地砖的下面，以防被揭发后的搜查。同年10月“四人帮”倒台，4.5事件并没有马上被平反，紧张的局势虽缓和多了，可也不敢去冲洗埋在床下的胶卷。直到1977年秋才把胶卷冲了出来（没敢自己冲，怕万一失误）。1978年11月16日正式为4.5事件昭雪平反，可以明目张胆的洗印这些照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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