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篆
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区分裂,诸侯各自为政,致使书体也各具体格,面目多样。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不久命宰相李斯将当时流行各地的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及隶书等八种书体统一起来,实施“书同文”,制订了一套规范统一的书体,是为“秦篆”,亦称小篆。

秦代墨迹,今可见者有青川木牍、侯马盟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竹木简牍和帛书,告别了钟鼎器物的依托,使书法以墨迹的形式系统地出现了;而且,这些墨迹书体,已经由长而扁,由圆而方,开始了隶变之先声,在同时期的器物如《楚王鼎》上,亦有此消息。这种尚未脱离篆书体格的隶书,李健《书通》称之为“纯隶”——“无波笔,下笔直而不曲,独来独往者也”。
秦《石鼓文》(亦称《陈仓十碣》、《猎碣》、《雍邑刻石》)(见图6),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书法,其书体介乎古籀与秦篆之间,结体方整而宛通,风格浑穆而圆活,是由大篆到小篆的转型期代表作。石鼓文在唐朝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韩愈曾作《石鼓歌》记之,因出土早,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
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秦诏版》、《秦铜量铭》,为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其书法通篇气息规整,而单字欹正多姿、大小随意,笔画之间则多呈平行态势。率众出巡,观览山河,所到之处,立碑刻石,以颂扬其“横扫六合,威震四海”伟业。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等。
《峄山刻石》为登临峄山时命李斯记颂其德所立,唐时已毁,现存者为宋人转刻(称《长安本》),该篆书圆转遒正,与《碣石颂》、《会稽刻石》一样,为标准秦篆(小篆)。小篆书体章法行列整齐,规矩和谐;结体匀称,上紧下松、亭亭玉立,线条则圆润中不失劲健,被评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因小篆笔画线条直匀圆润,故又有“玉箸书”之称。
《峄山刻石》原石早在曹操登山时已毁,只留下了碑文,现今所见藏西安碑林里的,是宋代人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所刻。篆书大家,秦李斯之后,有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齐白石等。
秦代刻石在实现其精神目的的同时,创造了一种使书法得以长久留存的方式,开拓了一个书法艺术的新形式。中国书法艺术有两大派系,一为碑派,一为帖派,而秦代刻石则无疑开碑派之先河。

2.隶书的产生和繁荣
关于隶书的产生,有传说为程邈所创。程邈是秦朝的一个徒隶,因得罪,被关监狱,他觉得狱官的腰牌用篆书书写很麻烦,就化圆为方,创出一种新书体。看后很欣赏,不仅赦免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规定这种字体以后在官狱中使用。因为这种新书体起初专供隶役使用,而程邈又是徒隶,所以被称之为隶书,或谓佐书、佐隶。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任何一种代表性书体的产生,不可能凭空出现,不可能是朝夕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只能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的渐变,逐步成型;至于某个人的贡献,一般只是综合整理、集其大成。隶书如此,楷书、行书、草书等的产生过程,亦是如此。
考古实物资料证明,战国至秦代的简牍墨迹,简化的和草化的篆书已然司空见惯,笔画减少,字形有长圆变为扁方,除上述“纯隶”之外,很多字的收笔开始出现捺脚波磔,称为“秦隶”(见图7)(有“秦隶”之名,以区别于成熟期的汉隶,汉隶又有所谓古隶及八分等称谓,不必细分)。长沙马王堆帛书(如《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银雀山汉简以及居延汉简(见图8)等大批墨迹书法,已有明显隶意,此则不但展露了由尚带篆意的浑朴的古隶如何演化到劲秀洒脱的标准汉隶的这一过程,也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了汉人隶书的风采。战国末期至秦间,隶书虽已露端倪,在民间也已使用,但隶书独立地占据统治地位,却在两汉,尤其在东汉,汉桓帝(147—167年)至汉灵帝(168—189年)间,当为隶书的全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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