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3G大退网，手机能够正常使用和上网吗

截至2017年底，我国乡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5.4%，和城市地区71.0%的普及率相比，存在很大差别。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扶贫的施行细则（2018—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国12.29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宽带网络覆盖比例达到98%。

面对我国城乡仍然存在的互联网普及方面的差异，如何弥补农村互联网建设和演进的瓶颈，进一步扩大城乡信息化差距？记者展开调查。

农村网民增至2.09亿

制作微课视频，进行问卷调查，读取学校通告，了解学生表现……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港头小学使用的“乐教乐学”APP上，老师和妈妈彼此认同、相互配合，把教育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如果回到两年前，这所乡村学校的状况并非如此和谐。

“一些父母平时不注重学校工作移动运营商变3g，敷衍甚至反感和我们交谈，让人觉得很苦恼。”学校教师段青玮告诉记者，学校引入了“乐教乐学”后，家校沟通得到多大的提高。

港头小学推进“互联网+教育”，得益于新区的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8家通信运营商共同完成“铜退光进”光纤改造工作，光纤网络覆盖率达100%。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农户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福利。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有2.09亿农村网民，较2016年底增加793万人，增幅为4.0%；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上升为35.4%，但和城市地区71.0%的普及率相比，我国乡村地区还存在很大差别。

2015年底以来，工信部联合财政部先后组织推进了3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总计投入超400亿元，以中央民政投入推动企业投资，支持全省13万个行政村开展光纤网络到村建设和升级改建。

家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镇红星村的葛新芳，是其中的受益者。去年村里完成电普覆盖、光纤到户工程后，她第一时间去镇上移动营业厅，给自己家安装了光宽带IPTV，直播、点播、回看，看得过瘾。“50M的带宽加电视机顶盒移动运营商变3g，一年300多块钱，划算！”

如今，葛新芳一家日常生活有了很大变化。购水、购电、农产品价格查询等，都可以足不出户、按键完成，去年，家里收获3000多斤玉米，也通过网上交易赚了5000多元。

“宁夏2016年开启联通普遍服务工程，到目前自然村通光纤比例超过80%，4G覆盖行政村比例达到95%。”宁夏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袁波说，“我们还与扶贫攻坚工作紧密结合，目前已有多个试点贫困村借助传统农产品网络销售推动持续增收。”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云松表示，互联网在巨大程度上摆脱了资源的时空限制，越来越多的优质资源无法借助网络传到农村，如实现产品供给和行业意愿的对接、宣传地方传统文化等，对于弥合城乡之间在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异具有切实作用。

网络入户遇两大难题

日前，中国移动湖北分公司宣布，将用高速网络迅速覆盖河南乡村偏远地区，今年年底拟推动全国4825个建档立卡贫困村4G网络全覆盖。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乡村地区地广人稀，此次湖北移动将采用低频段频分双工（FDD）进行网络覆盖，更适应基站广覆盖的特点需求，也有促使后期运维管理。

“目前农村的网络建设主要面临科技和利润两大难题。比如，人口密度小，导致建立费用更高；地形复杂，导致基础设施搭建难度大。”陈云松说，2017年四川绵阳的“悬崖村”开通全网络业务，就是一例。

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曾一度仅靠一条近800米的大路和外界联系，山路沿悬崖峭壁垂直而下，被外界称为“悬崖村”。2016年底，四川移动将“悬崖村”纳入普遍服务工程，投资100余万元新建4G基站，铺设光缆19.5公里，实现了4G网络全村覆盖。2017年，“悬崖村”全面开通了光纤宽带和高清电视，并且引进千里眼、云视讯等信息化项目，为“悬崖村”打通脱贫道路。

除了自然条件限制，很多地区还可能叠加人为困难，增加了建设费用和难度。

“其中1.1公里杆路经过土地，800米需经过某林区保护站管辖范围，协调难度较大……”经过实地勘查和探访后，工作人员在“南长滩村光缆接入项目建设存在弊端说明”上，列出了8个不好解决的难题。

南长滩村，是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的一个贫困村。由于没有通信路由，光缆要过黄河，多年都没有通宽带。宁夏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架设杆路可能会打破村民以前的生活方式，常见到村民阻止建设。这应该多方积极协调沟通，做好村民观念工作。

“一方面，如果运营商能和政府有效合作，在城乡规划的总体框架中整体设计，避免通信项目与市政建设缺失，将增加建设效益和效果。”陈云松说，另一方面，对于诸多农民来说，互联网并不是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只有造就更多贴合农民需求的网络应用，网络建设能够更受欢迎和支持。

线上线下门槛一起降

今年春节，在上海工作的于川回到北京保定的乡村老家休假，很快便惊诧于当地新的“社交模式”。“两人可能还没聊几句，就问起对方在某个短视频APP上的账号，然后求关注、求点赞。”于川说，“简直和互换名片一样。”

据于川观察，相比于城市居民通过网络购商品、看新闻、订行程等，老家的人们感觉将网络成为一种娱乐工具。除了联络彼此，看段子、看视频作为人们在网上最常做的事情。

这一点，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结果中得到印证。

农村地区网民在购物、理财、共享单车等应用的使用率比城市地区低20个百分点以上，但针对即时通信、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基础类应用，城乡差别并不太大。

陈云松指出，城乡之间网络基础设施和软硬件设备条件上的差别正逐步弥合；而人们在准确网络应用领域上的差别，却日益加剧。城乡民众的信息使用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变化，对于现在的乡村而言，很的日常生活与互联网应用相隔较远。

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认为，目前乡村互联网基础设备情况和农户信息能力，不足以支撑农村互联网应用发展的行业环境，所以民企不会轻易介入。“企业一般关注成熟市场，习惯赚快钱，对应该培养和发展的行业没有充分的细心，需要制度鼓励。”

在今年4月举行的首届数字全球建设大会上，农业乡村部行业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珂介绍，我国已建立营运达到16.9万个益农信息社，在每个试点推动了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和培训体验服务“一社综合、一站解决”。2018年，将增设部分省市举办全辖区开展示范，力争到今年底覆盖全省一半以下省市。

“农村发展互联网应用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网络建设本身之外，其他方面也要跟上，例如要切实提高线下门槛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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