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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所有子公司部长级的人事任免，都要听秘书室的安排。即便是集团内部的明星企业，包括三星电子，在秘书室面前也毫无反抗之力。

最后，秘书室有资源分配权。

原则上，超过1000亿韩元的大项目，都要秘书室批准。1984年投资半导体工厂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秘书室两次从海外筹集巨款，帮公司解了燃眉之急。

最奇葩的是，秘书室还负责家族事务，安排李健熙个人的衣食住行和警卫工作，并通过交叉持股等一系列精心运作，让仅持2%股份的李氏家族牢牢控制着整个集团。

通过秘书室，李健熙获得了帝王般的影响力，也让三星拥有惊人的执行力。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三星陷入债务危机，负债额高达180亿美元。秘书室顶住压力和非议，先后裁员5万人，并将原来的59个子公司精简至45个。

刮毒疗伤后的三星，得以轻装上阵，最终在2000年后迅速崛起，将索尼等一干日企推下神坛。到2004年，仅三星电子的纯利润就超过日本十大电子企业总和。

有意思的是，90年代初，三星和索尼几乎同时推行绩效主义，通过“重心下沉”来激活子公司。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这种源自美国的绩效主义，成就了三星，却毁了索尼。

原因究竟何在？答案在于分权。

在索尼，分公司拥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权，它们只关心短期利益，不愿意冒险去尝试新技术。而在三星，李健熙始终警惕子公司变成个体户，因此将人事权等留在了秘书室。

这种威权模式能够保证三星集中精力办大事。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天才级的舵手。而三星恰好有这样一个舵手，他就是被誉为韩国经济总统的李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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