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巅峰,便是98年的《还珠格格》。
苏有朋等一票人的人生,就此发生巨变。
直到今年寒假,它还在掀动观众的心。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时间才是最好的作者。
琼瑶的到访,并没有引起文学界的震动。那一年,最让大陆主流文学感到头疼的人,是王朔。
四部电影,王朔最喜欢《顽主》。米家山彻底还原了他的精髓。跑了多年龙套的葛优,因为这部戏红了一阵,虽然片酬才800元。

<88年,电影《顽主》>
这一年,不只王朔,不少作家都迎来了盛放。
1988年,《小说月报》第3期选载了刘震云的《新兵连》。拿奖后,在月报作品集中,刘震云提到少年时代一位朋友,忧伤地写道:“从朋友的角度,我很对不住他,一听人家疯了,就不跟人家玩了。”
那一年,贾平凹《浮躁》获奖,震动文坛。汪曾祺在《瞭望》中为他疯狂打Call。不久后,作品落到三毛手中。三毛读罢,立即给贾平凹写信:“感谢您的这枝笔,带给读者如我,许多个不睡的夜。”
1988年,对苏童也很重要,他出版了小说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奠定先锋派的地位。秋天,他搬进了一栋旧楼房,窗外两棵果树,一棵石榴一棵枇杷。就在第二年,他在那里写出了《妻妾成群》。
那一年,余华咸鱼翻身。《现实一种》和《世事如烟》接连发表。之前,他一边做牙医一边写作,邮递员懒得敲门进院,每次把信从外面扔进来。父亲一听就对他说:“你的退稿信来了。”收到约稿时,他拿给父亲,父亲问:“什么意思?”余华说:“我出名了。你再也听不到那个声音了。”
1988年,姚育明去北京接史铁生参加获奖会。在地坛散步时,史铁生说:“我与地坛很有缘分,家搬来搬去,总围绕着它。”两年后,《上海文学》就发表了那篇震动全国的散文,《我与地坛》。
那一年,史铁生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每次去北京,王安忆都去看他,还给他织过毛衣。史铁生家的电视机很破,必须用一个可乐罐钉在上面,拿手扶着才能看。夏天很热,家里却没有电风扇。
后来,王安忆、贾平凹、苏童、刘震云纷纷拿下茅盾文学奖。当时年轻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筑就一个文学黄金时代,仿佛应了那句诗: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988年,有人来,也有人去。
写《芳华》的严歌苓受邀访美后,带着几本英语书就跑去了美国。同年,王小波与李银河从美国回来。他耗费十年心血的《黄金时代》已接近尾声。
读完《黄金时代》,高晓松彻底拜服:“我觉得王小波是空前绝后的,没有人能跟他比肩,在我的心目中,他在白话文写作里排第一位。”
1988年的高晓松正忙着高考。当时他在北京四中A1班,汇集的都是全北京最牛的学生。第一天考语文,四中学生全部提前交卷,搞得校长发牢骚:“你们不要提前交卷,这让其他学校的考生很紧张!”
数学开考时,高晓松还在家找准考证。出门没公交,他拦住路边一位叔叔求人家借一下自行车。那人是中科院的,把车借给他了。那年数学题很容易,但他被扣了6分,成了班里唯一没拿满分的人。
多年后,不知道《都嘟》的马未都跟《晓说》的高晓松一起脱口秀时,会不会想到1988年那个夏天。那年一个台湾人来北京,看到马未都有只碗,问卖不卖。他花200块买的,台湾人开价1万美元。
马未都留了个心眼儿,没卖。
后来他捧着一本《明式家具珍赏》,兴冲冲地找到王世襄,请老人赏脸签字。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王老在书上题下“未都先生有道清鉴”。“有道”就是说,咱们是一个道上的。这让33岁的马未都受宠若惊。

<马未都和王世襄>
1988年,小说鼎盛,诗歌失落。
年底,北岛返京,颁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今天》诗歌奖。同年,顾城去往新西兰教书,随后隐居于激流岛。至于海子,他第二次去往西藏采风,路经德令哈时,写下了那个著名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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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是真的
#易烊千玺#要多带大名易烊千玺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