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权力(1974)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
首都体育馆里的喧嚣还未散去,两天之后,1月27日的晚上,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总部和《报》等军队宣传系统的负责人开会。到会的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等。
大会堂东大厅里临时设置的主席台约高出地面十来公分,坐东面西,面向着参会人员。
这天晚上前来参加会议者大多亲身经历了“一·二五”大会,大家进入会场落座后,不安地注视主席台上的动静,交头接耳,猜测当天晚上的会议又有什么新的花样。批走后门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神情严肃,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就不再多讲。迫不及待地第一个扯着嗓子发言:“我们局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批林批孔’在全国各地开展不平衡……”
絮絮叨叨,反反复复地强调“批林批孔”运动推动得不积极、不主动也不平衡。要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驻记者当联络员。她提出:“联络员可以参加地方党、政、军的党委会议;有权使用地方上的保密电话机同‘’直接联系;地方党、政和军队领导机关应给予方便与协助,不得进行干预或阻拦,要直接掌握各地的情况。”
讲话时,张春桥时有插话,康生和姚文元或作补充或是注解,但意思也是大同小异。在场听众都感到了“”对地方各级领导层的不信任。当问大家有什么想法时,谁也不敢,也不想应声。一时间,会场上寂静无声,连一声咳嗽都听不见。
无人应答?这很伤的自尊,冷遇带来的尴尬,使得她怒火中烧,她环顾四周,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总政的田维新来了吗?”
“到!我在这里。”田维新是总部副主任,是一位高个子的标准军人。他坐在人群中间,听到呼叫他的名字,立即站起来在原地立正,向行军礼应答。
“田维新!我问你,《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
“……”田维新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
“田维新!我问你呢,怎么不回答?!”
“好像是184……”
“你这个总部副主任,军队高级干部,连《党宣言》都说不清楚!”对其怒斥。
“我,我没有准备……学习得不够……”
“什么学习不够?你还跟我犟嘴?”
田维新说的是老实话,但他见已经失态,根本无法理喻,只好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最恨的就是这种默然对抗。
“来人哪,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她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与场合,朝门外大声喝道。
随即进来几个军人,走到田维新面前动手摘下了他作为革命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与帽徽。批走后门田维新昂着头一动不动地直立着,一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天啊,太出格了!看见这一幕的人,无不感到震惊。
大家瞪大眼睛,以恐惧、同情和愤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仅仅因为对方回答不了《党宣言》的发表时间,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一名军队高级干部采取如此举动吗?
在军队里并没有任何职务,她也没有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副主席商量一下,竟然擅自下达命令军队的高级干部!
在田维新身上撒了气的,似乎觉得威风耍得还不够。她像“法官”审判“犯人”一样,接着转向第二个目标,又大声吆喝起来:“《报》的华楠来了没有?”
“到!”华楠从人群中站起来向行了军礼。他是《报》的主编。
“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华楠一时也答不上来,愣了一下,急得额头上直冒汗,他只说了个“1871年……”但觉得也不准确,没敢继续说下去。
大家都为华楠担心,怕他遭到与田维新同样的厄运。
没有更多地难为华楠。她白了田维新和华楠一眼,一付痛心疾首的样子:“一个是总政副主任,一个是军报主编,连《党宣言》什么时候发表都不知道!你们难不难为情啊——我告诉你们,《党宣言》是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发表的……同志们,要学习啊,要向我们的主席学习啊,他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还在学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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