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困境(2)

奥尔森认为: “对共同命运的关注不一定会导致公平分担责任，甚至不会导致任何形式的合作. ”缺乏全球公益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际问题一直是“讨价还价”而不是“问题解决”. 尤其是在威胁迫在眉睫的情况下，类似于“智能猪博弈”模型（其中猪不行动）的策略通常是最有益的. “演员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下，就像在游戏中被傻瓜一样被集体中的其他人所担心. 面对共同的威胁，由于缺乏透明的相互信任，他们无法共同抵抗威胁这种现象本身也强烈证明了集体行动的难度和实现多边串通的困难，为了获得更好的讨价还价的效果，小组中的个人常常有动力去要求其他行为者付出比他们更多的机会成本. 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一方面增加了讨价还价的成本，但同时也鼓励更多的参与者加入“讨价还价”游戏，最终使问题长期存在. term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 更重要的是: “每天的讨价还价，实际上该集团的所有成员都在遭受某种损失. 当前国际社会的矛盾在于: “后工业化国家警告工业化国家在未来增加困难的同时增加减排责任，却忘记了这些工业化国家由于人口压力而面临的困难. ”后工业国家经历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其领先的产业结构已经在信息技术的洗礼下得到了彻底的更新和转移. 革命.

此外，这些国家还可以利用其强大的技术和资本实力来应对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风险增加. 与以前的工业化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相比，它们也具有明显的优势. 对于诸如日本和欧盟这样的后工业化国家，世界的发展不再是为衣食生存而奋斗的过程，而是一种不断改善生活质量的尝试. 因此，它对国家利益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利益排名的理解通常与前13个工业化国家或工业化国家根本不同. 一般而言，生存利益已不再是后工业化国家最紧迫的国家利益，而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已成为当代后工业化国家的紧迫利益. 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工业化历史的国家中，清洁能源的广泛采用需要高科技和大量资本. 因此，面对大量贫困人口的工业化国家根本无法承受巨大的转型成本. 从短期来看，其工业结构仍需要以相对低成本的化石燃料为主导. 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中，仍有许处于贫困线以下全球困境，他们正在经历工业化. 如果他们放弃当前的国家发展并确定人民的基本生存权，他们将迎合发达国家. 如提倡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那么这些国家无疑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政治动荡. 实际上，后工业化国家强调“共同但没有区别的责任”是公平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点，这本身违反了公平原则，也就是说，后工业化国家清楚地意识到其优势和优势之间的巨大差异. 全球变暖该问题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的长期累积影响所致，强调发达国家有幸让落后者分担负担.

这实际上是国际关系中的“爬梯子”现象，也就是说，第一次去家里的人总是试图踢开梯子，以免后面的人上来. 对于已经经历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他们自己的工业化时代也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但是在完成产业结构转型之后，它们14以此为理由，并大力呈现了国际议程的紧迫色彩. 发达国家非常渴望围绕全球气候治理有两个重要的线索. 首先，增强在新时代提出国际问题和寻求国际道德统治的能力，并迫使发展中国家为表现出道德优势的行动付出代价. 第二，增加后发国家的开发成本，并利用其资源优势进行节能和减排，以创造新的利用性结. 较晚的发展中国家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利益差异，发达国家的“发达阶梯”有意避免发达国家在道德和经济上遭到绑架，并一并承认，他们需要应对这种情况，坚持认为基于不同的效用功能和偏好，历史责任和现有国家能力而进行的不同责任分配. 基于个人利益的假设，大多数国家试图将发展的负外部性成本转移给系统，但不愿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温室气体排放实质上是一种现象，该国将负的外部发展成本转移到系统水平. 无政府状态下的奖惩机制是零成本或低成本碳排放，以鼓励主权国家选择具有成本效益的化石燃料作为主要能源，而成本较高的清洁能源缺乏独特的激励或补偿机制. 积极的激励措施.

与此同时，目前没有任何惩罚高碳排放国家的制度. 这也鼓励理性和自私的人采取“搭便车”策略来应对系统难题. 因此，每个主权自利单位都有一个客观的激励环境，将其自身发展的负面外部性转移到系统中. 但是，就治理成本而言，不愿意或仅基于排放，能力和紧迫性等多种因素，将气候多边治理问题从结构上划分为主要责任方，重要参与者和得到充分援助的缔约方，以实施动态原则. 赔偿. 其中，主要负责方是发达国家，主要致力于自己的减排并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减排目标. 重要参与者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它们有能力对冲因减少碳排放而造成的经济困难. 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短期内无法逆转，成本过高，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目标和对发达国家的援助目标. 接受者是地势低洼的岛屿国家和极端贫困的国家. 其中一些国家处于工业化前发展阶段，其碳排放量相对较低. 它主要受到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灾害天气增加的影响，从而影响其基本生存. 由于海平面上升或粮食生产大幅度减少，这些贫穷国家的抵御上述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因此需要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协助和补充. 如果发展中国家仍然单方面强调发达国家已经减少了排放量和提供援助的义务，但拒绝了一套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系统，而是强调其自己的减排量量化和现场检查是由该国进行的，就像让需要市政府资助的污水处理厂坚持检查自己的污水处理状态，缺乏透明度和信任度.

除了发达国家在本国提供援助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外，目前的发展中国家还可以接受国际社会的第三方核查，他们经常坚持自我权-检查自己的国家减排量. 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要求是美国拒绝批准当年《京都议定书》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美国认为这种体制安排违反了公平原则. 确实是这样. 因此，一套动态补偿原则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治理中更加透明. 只有在产业结构转型和新能源开发过程中量化自己的成本，我们才能粗略计算出国际社会确实需要赔偿的具体数额. 只有让国际社会看到切实的减排成果，而不是发展中国家自己发布的统计数字，国际社会才能进一步增加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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