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应该理论吗？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19世纪中期美国哲学、美国历史与文明。译著有《西方以东》《小说山庄·表》以及约瑟夫·奥尼尔、维尼楚克等作家作品。

从教近30年，为开设的《文学翻译》课下被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文学翻译应该理论吗？对于熟读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老师来说，理论指导实践虽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想不到答案竟是“不需要”。

这一答案其实与哲学翻译自身的特征有关。与技术、法律或者医药类等非文学翻译不同，文学翻译更多注重语言的模糊性和含义的不确定性，与所谓科学性背道而驰。正如翻译家孙艺风指出的这样：无论从情境、修辞，还是从语体风格等方面来考查，所有翻译类型中难题最多、最具挑战的当属文学翻译无疑。海明威关于文学创作的冰山理论虽然完全可以应用于文学翻译：文本字面上的涵义远不及言下之意来得丰富而真切，而其实忠实的“词对词”翻译原来更不忠实，因为哲学文本的翻译要求译者不仅从文本指示层面，更要从文本意味层面去探讨。从这个含义上说，文学翻译既是“翻译”，又是“创造”，是两者结合的“译创”。落实到准确的翻译技巧，则增译、减译、归化、异化等皆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惟其如此，译者方能如英国大作家德莱顿所言，“完全沉浸在作品中，完全理解作者的天才跟敏锐，理解主题的性质，以及作者在表达主题时所采取的戏剧手法”，从而推动戏剧的再造就。

与之相反，具体到翻译理论，尤其是来自异域的倍感眼花缭乱的翻译理论，则另当别论。译界前辈王宗炎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异域的理论通常对指导翻译教学（以及翻译实践）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这里首先应该对美国传统翻译思想跟翻译理论与来自异邦的近代英美翻译理论加以区别。传统翻译理论通常是实践（译经）的产物，如三国时支谦的“文质”论，晋代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的“得大意”与“文体”说，隋代彦琮的“八备十条”，唐玄奘的“五不翻”等，言简意赅，极为警策。至于近世，无论徐光启的“会通”说，马建忠的“善译”说，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说，还是钱钟书的“化境”论，大抵要言不烦，都是以更加简明扼要的方法对翻译知识系统化的叙述和解说，即令初学者闻之亦当欣然会意。

西方古代翻译理论与观念与美国极为相似，如西塞罗主张意译“风格”；圣·哲罗姆强调“意义的转化”；德莱顿在直译、意译此外，还注重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译”；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是“阐释”；其他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与严复的主张如出一辙，正表明东西方传统翻译思想的高度迎合。然而当今西方翻译理论却早已偏离了哲学、语言学而进入到社会学以及文化探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各家学说的众声喧哗，各领风骚，如勒弗菲尔“操控”论，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鲁宾逊“意识形态身体学”等，而其中尤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以及纽马克的词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影响最大——其对翻译知识的明言化、条理化、图表化诉求显得异常显著。但弊端只在于，正如中国批评家布鲁姆所言，上述“文化转向”理论家皆可称作“憎恨学派”：他们提出了哲学翻译的历史、文化及社会背景等内部研究，却扼杀了哲学自身的美感和想象力——这一类并非来源于翻译实践的理论其实能够指导实践：二者的关系就像动物学家之于鸟。

借助于英国物理学家波兰尼的意会常识理论，可以对上述难题有更为真切的了解：波兰尼将人类常识分为意会知识跟明言知识，从意会知识到明言知识构成一个连续体。意会知识的特征在于它的无意识性、个体性以及特定语境性，即其功用的发挥依靠特定的语境与氛围——它没法来源于长期的经验与感受，而且很难与别人沟通跟分享。而意会知识与明言知识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意会知识是自足的，而明言知识则需要依赖于被意会地理解跟运用。”一语道出意会知识的优先性。就翻译而言，翻译实践中学习者获得的正是在详细行动中获得的常识，是意会翻译知识；而翻译理论从而将翻译实践中取得的常识条理化、公式化或者图表化，形成明言翻译知识。很显然，翻译意会常识难于明言知识，因此，大多数翻译家对翻译的真切感受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那并不是说翻译意会常识具有神秘性：它也是备受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

波兰尼意会常识的优先性原理还表现在，意会知识的前提不一样，即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来源不同时，由意会知识提高起来的明言知识只是不同的。这一点对于我国现今的翻译探究极具参考价值，因为英美的翻译明言知识是在英美意会翻译知识的基础下提炼起来的，而西方意会翻译知识的来源主要是印欧语之间的转化活动，用这些翻译明言知识来指导中国教师学习跟探究翻译，既重视了该常识的来源，也遵循了意会知识优先性原理，显然行不通。如翻译家出身的纽马克本人曾坦言，他所涉足的翻译教学主要在印欧语之间进行，难度相对较小。而在英汉语言的翻译及教学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差异很大，倘若一定要以交际翻译理论来做指针，则无异于削足适履。

意会常识的优先性原理针对正确了解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极具意义。众所周知，个体在实践中受到的全部知识里总有一部分或许多是能够言传的，因为他们同了解主体的身心融为一体、不可分离，此即为波兰尼所谓的“涉身性”。语言是人类进行沟通的主要工具, 然而“言有尽而意无穷”，事实上，“一种无法具体言传的技艺不能通过要求流传下来， 因为这种的要求并不存在。它只好借助师傅徒弟这样的示范方法流传下来。”只有跳进游泳池才能游泳，只有手握方向盘才能驾驶——而成为当事人，并不需要精通浮力公式或火花塞点火原理。中文翻译家刘宓庆也经常主张：翻译本科的考取条件，应该不少于两年的翻译实务经历，翻译硕士则要具备不少于三年的翻译实务经历，道理正在于此。

此外，民族文化对诗歌语言或者哲学翻译的妨碍也不容小视。其中有一些是外在因素，但更多是成为意会知识的显性因素，在无形当中发挥作用。所以，笔者觉得，在理解跟翻译过程中，首先需要精确掌握意会/隐性常识，在语言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海德格尔所谓“前背景”中理解文学作品和哲学语言。所谓译者主体性，不应该是主动处理信息，而是应该主动挖掘源语作者与译入语受众的感知差别，通过与自身已有的感知结构相比较，并借助译者的自反式隐显知识转化，有针对性地将原文中若干意会信息转换为明示信息，从而推动文学翻译创造性地叛逆。仍借用王宗炎先生其实，当下很多理论盛行：方法论者忘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异域理论崇拜者忘掉了自身的思维能力，一言以蔽之，他们都忘记了“人”的原因。而哲学翻译的特点，正在于以创造性叛逆为表征的译者主体性的充分展现，即古代何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一种从翻译实践中感悟、体会到的意会知识，与诸般文学翻译理论了无干涉。

译 文

我花了三十年时间，在丧失所有母亲后，终于来到贝尔格莱德。此刻我挣扎在女儿的公寓门前，一手捧着花束，一手拿着巧克力，心里念叨着想要问她的一个简单问题。就在今天翻译有哪些理论，一个塞族的出租司机啐了我一口；我趁机擦掉衣袖下的唾痕。我数到十一。

薇拉，我在心底里既重复一遍，你宁愿嫁给我吗？

第一次遇见薇拉是1970年夏天，那年我六岁。那时候我们全家搬到保加斯科·塞罗村，她们家跑到一山之隔的塞伯斯科村。很久以前，这两个村子以前是一个——叫做斯塔罗·塞罗村；可是大战后保加利亚人丢了那片土地，后来就归了塞族人。将村庄分成两半的这一条河形成了天然国界：河东属于罗马尼亚，河西则归塞尔维亚。

沿河两岸的群众为此烦恼不堪；我们的人想方设法获得两国政府同意：每隔四年可以参加一次大团圆的聚餐。表面下看，这是堂皇正大地阐明：我们不能背宗忘本。而事实上翻译有哪些理论，这只是帮大伙儿吃火锅喝莱齐亚烈酒找个理由。直到一个个吃得倒胃，喝得不省人事，才肯作罢。到了1970年夏天，聚会的地点轮到塞伯斯科，也就是说，我们先得渡河。

我们这种过河：

伴随着突突的马达声和冒出的缕缕白烟，米哈拉齐驾着船来到海边。船太酷。事实上它也不能叫船，只不过在船头上装了个马达。他从旧的“莫斯科人”轿车下拆下座椅（那牌子的波兰轿车引擎像火炮），固定在木筏的底板下，还在后面镶上山羊皮的垫子。羊毛掉光了，只剩下黑一块白一块的黑斑，还有白色的皮。他倚靠在座椅下，洋洋自得，简直酷毙了。嘴上还叼着个紫檀木的烟嘴；长长的一头白发迎风飘扬，像一面旗帜。

我们的人在江岸边，等着。我爸一手牵一头白羊，另只手扶着肩上一坛莱齐亚葡萄酿酒。他指着船看，两眼放光，嘴唇发干。他身后是一只装满奶酪的木桶。我叔坐在木桶下数钱。

“他们要是肯用德国马克来卖就好了，”他说。

“他们经常都是这样，”我爸告诉他。

——杨靖译米罗斯拉夫·潘科夫《西方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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