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伟介绍说,他十几年前回国启动量子通信研究的时候,不断有人质疑:“这个东西这么难,中国能做成吗?”“发达国家还没做,中国先做有风险吗?”
“这是一种‘科技不自信’,不太相信我们能做一些超越的事。”潘建伟说,得益于国家支持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中国量子通信走到了世界最前列,他对量子计算同样充满信心。
决胜未来,中国需组建“”
在中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作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量子计算机已被列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业界普遍认为,未来5到10年是量子计算研究的窗口期和爆发期,决胜关键在于资源布局与协同。
目前国际上研制量子计算机主要有两种组织模式,一种是“公司驱动、市场导向”,一种是“科研驱动、目标导向”。
第一种模式的代表有IBM、谷歌、英特尔等,公司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成果商业化,带动量子软硬件技术发展。
第二种模式包括中国等国家,以科研机构为主导,瞄准通用量子计算机的科研目标,对外寻求与企业合作推进产业化。
受访学者认为,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但在量子计算机研究进入实用化、产业化的临界点,中国应该统筹科研力量、深化产业协同。
近期国内出和力量,造成重复建设。
“量子科研做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学者或一个团队层面的竞争,而是成了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潘建伟说。
“20年前,我曾经有些冒失地给钱学森先生写信,希望他能像研制‘两弹一星’一样,牵头组织攻关量子计算机。”郭光灿回忆,钱老回信说,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不能出来工作,但很支持这个想法。
郭光灿建议,中国筹划建设的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应尽快落地,发挥体制优势,协调各方力量全国“一盘棋”,“大家协同创新,在各自环节上做到最好,而不是每个团队单打独斗。”
产业化方面,目前中国有阿里巴巴、中船重工等公司与中科大量子科研团队开始合作,安徽省政府设立了100亿元的量子产业投资基金。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与IBM、谷歌等组建的“量子产学研联盟”都有较大差距。
“要打赢量子霸权争夺战,不能做‘游击队’,一定要组织‘’。”郭光灿说,量子计算机产业涉及硬件、软件、标准、工程技术、用户习惯等方方面面,需要政府支持、科研机构、企业合作乃至社会大众的关注。只有凝聚优势力量,创新运行机制,中国才能主导“战局”,避免重走传统计算机产业被动、跟随的老路。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新华社记者徐海涛,文章发表于《瞭望》2018年第7-8期,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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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评论一个个都这么有节操了
敲定中英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并以此为榜样进行全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