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气象学会2014年的调查,截至当时,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气象预报员对预报技术毫无认识。“连预报员都不懂,公众更无法知道天气预报的不确定性来自何处。我们不可能实现预报完全准确,只能尽可能逼近真实结果。”丁一汇说。
上大学前,赵寅和多数同学一样,对这个学科全部的理解仅限于新闻联播后的那个电视节目。在丁一汇的课堂上,她才知道,前辈为了将天气预报准确率提高1%,要付出多少努力。她也了解到不少气象灾难,如1975年河南大水灾。人们直到第二天才知道,两个大水库发生了垮坝。计算机输入根据当时的报告,河南省全省死亡人数2.6万人。
“如果能提前预报那场暴雨,损失会小得多。”丁一汇在课上一字一顿地说。
赵寅觉得,能够探索自然本质的规律挺幸福的,“虽然只是从一个很小的角度”。
为坐在谈判桌上的人输送武器
40年里,《高等气象学》的上课地点随中科院校址的变化搬动了三次。丁一汇不用再像上世纪70年代时那样,将厚厚一卷用毛笔写的教学图,费力钉在黑板上,或是为一节课,眯着眼睛写50张投影用的透明胶板。
他编写的教材被台湾、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气象作为主教材使用。在国内,书总是一再版就脱销,学校只能给学生油印。
丁一汇每学期都重新编写课件,加入学生常提的问题,删去过时的研究结果,改动能达到10%。有一块内容始终不变:气象学曲折的发展史。面对每一届学生,丁一汇都要讲这一课,尽管气象预测已经摒弃原来“估计”的做法,完全靠“算”。
“开这门课,就是因为叶笃正先生的鼓励。他希望我把过去的三门课程合成一门课来讲,让理论、观测、计算能有机地统一。”丁一汇说。他还会在课上郑重地介绍谢义炳、陶诗言等。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他们在内的一批气象学家放弃了在国外刚刚起步的事业,选择回国。“是他们把中国的气象学科带到现代。”丁一汇说,过去中国的气象学科属于地理学,他们为其注入计算的思想。
老人在很多场合提起这些前辈,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在人们的记忆中尽可能停得久一点。
丁一汇每周准时出现在教室里。他偶尔会提到“前几天开展的南海季风试验”,或是讲起在国家气候中心带领七百多位科学家研究新的预报系统。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还没有研究气候的业务部门,包括丁一汇在内的十多名科学家联名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上书,才成立国家气候中心,丁一汇是第一位主任。
花了5年时间,我国第一代气候预测模型终于“能用了”。中国气象学科的研究走向“现代”。气象预报员不必再听着广播里大段的学术词汇,对着昏暗的光线,在气象图上画满密密麻麻的红线、绿线和紫线,预测未来的天气走向。
过去,国际上不认可中国的季风,认为那是印度季风的一个延伸。南海季风试验成功后,气象学界才认识到它对整个东亚国家雨带和雨季的影响。

1996年,丁一汇任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主席。这是人类对自己居住的环境进行气候变化评估的组织,第一工作组负责的是科学问题,“我们选择第一工作组,是希望把问题弄清楚,当时也有实力研究问题了。”
1990年以前,中国还是IPCC的受援助国,连往返的差旅费都由别人赞助,组织会议、发言的都是西方国家。
那时,美国已经完全用计算机处理气象数据,进行定量计算,自动完成预报。中国还处在人工阶段,表格图纸是手绘的,统计是人工计算的,最多用上手摇的计算机,结果还得人工分析。
形成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是最艰难的。气候变化的原因不存在争议,但各国在治理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发达国家不认为自己要为气候变化负责,发展中国家希望少减排一些。
丁一汇所在的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被誉为“为坐在谈判桌上的人输送武器的人”。中国参加世界气候大会、中国参与《巴黎协定》制定,背后都依靠这群人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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