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跃进的危机延伸到企业。洋跃进造成巨大财政亏空,政府开始对企业下手,把财政危机转嫁到企业身上。
1984年,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盲目实行“拨改贷”政策。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还要支付高额利息。而另一头,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中国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以尽快投产盈利,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时期,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32%,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2%)。比如到1980年代,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欧美国家和日本、韩国、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而中国却在压缩科研经费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6%以下。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
比如像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上海元件五厂。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职工人均利润1.5万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1万元,利润达1261.4万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利润竟然仅有2.47万元,全厂1439人,人均利润仅有区区17.16元。熬了没几年,这家风光了三十年的中国半导体器件龙头企业,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破产倒闭了。
四、中央权力下放,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淘汰技术
洋跃进也让以前的企业管理体制失灵,中央政府卸包袱下放权力。
1978年的850亿美元洋跃进是中央政府的成果,然而80年代地方政府又掀起了更加疯狂的洋跃进,疯狂引进落后淘汰设备和技术。
以电子工业为例。1982年,组建电子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该部门继承了毛时代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电子工厂,下属职工总数达100多万人,主要研制通信、雷达、电视、计算机、、元器件等设备。产业结构完备程度,仅有美国、苏联可以相比。光是电子工业部下辖的电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对电子工业投资,各电子企业要自己去市场找资源。于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升级全面停止,与美国、日本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电子投资的韩国、台湾彻底甩开。
1982年,中国国务院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前后总计达到33条,按照每座300-600万美元估算,总计花费1.5亿美元左右。这33条晶圆生产线,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将绝大多数国有电子企业的管理权,甩给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执行产业规划的政策权力。出现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始,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借着项目的名义,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
为了治理散乱差问题,1986年电子工业部在厦门,举办集成电路战略研讨会,提出“531战略”。即“普及5微米技术、研发3微米技术,攻关1微米技术”,并落实南北两个微电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沪,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国诞生了五家具有规模的国有半导体企业:江苏无锡华晶电子(原无锡742厂与永川半导体研究所合并)、浙江绍兴华越微电子(1988年设立中国第一座4英寸晶圆厂)、上海贝岭微电子、上海飞利浦半导体(1991年设中国第一座5英寸晶圆厂)、和北京首钢NEC(1995年设中国第一座6英寸晶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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