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丰陈云家庭_陈云照片_手工活在家做大丰(2)

从这一实际出发,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陈云便想着如何才能提高农民积极性,使农业恢复生产,解决粮食不够的问题。

陈云妻子于若木曾回忆说,当年春末夏初之际,身在杭州的陈云找到几个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一起研究,认为只有分田到户才能提高农民积极性。

确定这一理念可行之后,陈云很快就从杭州赶回北京,并得到了、、和周恩来的一致认可。

就在回京的路上,时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问他,“现在的形势不宜谈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再郑重考虑一下?”周太和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他说你怕什么呢?我担任领导工作,就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现在自己有办法了,有路子了,就应当抓住这个时机来做啊。如果失去时机,就失去党的威信,失去人民的信任。这个机会不可失掉。”

可彼时陈云的这一提议,也最终未能征得的同意。此后将“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提议定性为“破坏集体经济”、“机会主义”。这也使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被推迟到改革开放前夕。

这是继1957年陈云和周恩来提出经济建设要“反冒进”后,再次遭到的反对与批评。也正是这些片段,展示出陈云敢于坚持实际,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勇气。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提出了自己工作的方,并一以贯之。这不仅让他从一个“高小学生”一步步成长为“共和国掌柜”,也最终成为陈云影响整个家庭及身边工作人员的精神内核。

家庭成立学习小组

于若木,是陈云家庭生活中第一个被他直接影响的人。

1938年初,于若木与陈云结婚。据她回忆,刚结婚时,陈云接连用三个晚上给她讲党史,“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到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后对的威胁,讲到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她在回忆文章中写到,“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组织部的干部们传为佳话。

实际上,不管是陈云自己,还是于若木及他们的几个子女,学习始终都是陈云家庭的主旋律。

据陈云之女陈伟华回忆,中,陈云以“战备疏散”之名,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郊区的一家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陈云此行带去了很多书。他当时对家人说,自己要利用这段时间全面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和著作。

“在江西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去过,他跟我们谈的全是读书的问题,他让我读《党宣言》,读马列著作,还教我学习方法。”陈伟华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在这之后的1973年8月,回到北京的陈云,给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当农村小学教师的陈伟华寄了一封信。

“他在信上告诉我,他邀请在京的一些家庭成员,如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姨、姐姐、妹妹等人组织一个家庭学习小组,并希望我也参加。”陈伟华在文中说,“首先学的著作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每人分头阅读,然后每星期天用上午6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集中在一起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父亲在信中还交代了第一次要学的页码,并嘱咐我,先通看一遍,然后再看哪几页,对哪几页必须细读。凡遇有一点疑问都记下,到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

陈云长女陈伟力也记得,有一次她与父亲讨论了一个和汇率有关的问题,父女两个争来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也没弄清楚。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后,特地把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请到家中,请教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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