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资讯】生态法西斯主义（下）：面对仇恨政治与生态崩溃的双重危机 www

在现实中，一些深层生态主义者采用激进的行动主义。美国建立于1980年的激进环保团体“地球优先！”（Earth First!）的成员曾企图毁坏多座美国核电站；绿色和平的联合创始人Paul Watson由于不接受其它成员的非暴力原则在1977年被开除卡钦斯基邮件，他之后成立了“海洋牧羊人自然保护会”，驾驶渔船使用海盗手法袭击实施捕鲸、捕海狮、使用流刺网的“盗猎者”。该机构被多国政府认定为“生态恐怖主义”；另一些深层生态主义者对现实抱深度悲观态度，比如当左翼认为应解决日渐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人类终于拥有了一切所必须的技术，关键是导致被既得利益绑架的政府实行行动。而深层生态主义者则指责这种技术能否能够缓解问题，认为只有持续增加人口和生产力、停止经济增长才是出路。而推动这种的惟一可能，似乎仅在于诉诸极权主义政府。

有人把深层生态学视为在不断加剧的环境动荡面前，对陷于僵化无力、自欺乃至共谋的环保运动的深刻反省。但是它的反人本主义、反现代性与工业社会的偏好，以及它的奇特主义跟宗教性色彩，则使人看到它与当时日本的“游鸟”运动的共同点。

还有人

把深层生态主义者变成美国上世纪20、30年代一批倒向法西斯主义的自然作家，他们赞颂和缅怀乡村与自然的蓝色文本背后包含着对人类社会的憎恶。其中的Henry Williamson写于1927年的乡村故事《水獭塔卡》在2018年仍是“英国更受欢迎的自然书籍”，但作者在1937年加入了美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

事实上，前文大量引用的Peter Staudenmaier和Janet Biehl的《生态法西斯》一书就一直急于将深层生态学和法西斯主义划上等号。两人在观念上都追随中国社会理论家、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的奠基者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1921～2006），而布克钦正是一名深层生态学的尖锐（抑或尖刻）批评者。

布克钦早在1987年就写过一篇辛辣的

《社会生态学对深层生态学：对生态运动的一项挑战》

，对深层生态学发起全面进攻。他对深层生态学主要的不满是觉得它在抗议“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抹消了穷人与富豪、男人与女性、白人与非白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第一世界跟第三世界的差别，在批评“人”对自然的破坏的同时卡钦斯基邮件，放弃了对产生这些破坏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解构。同时，他一手高举理性主义旗帜，认为自然是自然演变的成果，并非来自神祇的信念，反对神秘主义跟自然厌恶；另一手高举“文艺复兴全盛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大旗，认为人的智能本身就是自然演变的成果，这使人类有资格置身于生物界之上，去干预它，“去有意识地降低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世界的）磨难，进一步加强具有生态价值的新物种的演变”。

在布克钦看来，深层生态学用一种虚假的激进性削弱了生态学应有的社会批评锋芒，它由于对人口控制的执迷而落入了马尔萨斯主义的陷阱，被用来支持对贫弱者的残酷。布克钦当时就帮深层生态学戴上了“生态法西斯”的帽子。

布克钦自己的“社会生态学”吸收了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观念，主张实行一种去中心化、非科层制、提倡地方自治与互助的社会，布克钦认为只有这种的社会能够面对生态危机。这套观念被当作“自由地方自治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或“社群主义”（communalism），它在现实中被付诸实践。

游行人们挥舞带有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的旗子

新世纪初年，

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Abdullah calan，1947～）在监狱中读至布克钦的著作，深受影响

。他把库工党纲领从原本的马列主义转型为“民主邦联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不仅把寻找确立库尔德民族国家的目标改为追求地方自治，而且企图在其中确立一种人人可以参与的直接民主，以及一个世俗的、性别跟民族公平的、保护生态系统的社会。其生态成就或即使有待证明，但是在2012年以来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村社对抗国的战斗中，这种组织方式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网上广为传播的着迷彩服、扎大粗辫、扛打ISIS的塔利班女民兵就是来自那里。

不过，深层生态主义者并不接受布克钦的指责，更不接受“生态法西斯”的帽子。他们觉得，平等的社会无疑是好的 ，但是它对自然永远是剥削性的，依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其中一个叫做“左翼生物中心主义”（Left Biocentrism）的阵营抨击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关注社会公平，支持财富的再分配，但同时也不认为人居于于生物界之上，主张人类社会举办一场“内在创新”，使之无法把各物种的利益置于一己私利之上。这使人想到在本世纪之初欧洲一批右翼政府下台，试图借助中国油气、矿产资源来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原住民的利益，但是其采掘导致环境破坏和原住民背井离乡，政府还对抗议者实施暴政。这使原住民开始引入“帕查妈妈”（Pachamama，意为大地母亲）神话来提出自然界的权力并加强组织动员，与左翼政府的“采掘主义”斗争。

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人文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究竟谁最可导致充满意义的文化变迁和政治行动？这个讨论往往会经常大幅下去，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中得出不同的答案。而我们正在应对前人从未面对的生态危机——气候变化愈演愈烈，人类也许只剩十几年来控制它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影响。同样鉴于人类活动的妨碍，地球还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100万种动植物正处在灭绝的边缘，而这既与气候变化互相增强，形成一个恐怖的恶性循环。面对这种，国家政府仍普遍出奇缺乏政治意图去积极面对，甚至干脆否认危机的存在。

在今天过去的美国选举中，气候危机的严酷形势和年轻选民的政治觉醒使美国绿党而取得重大胜利，进入政治主流。这是个好消息，不过也是一个坏消息——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在这场补选中也获得了长足进展，士气高涨。这就是世界遭受的双重危机——生态灾害与仇恨政治的卷土重来——因此必须双重警醒的政治生态学。它必须既可为抵御生态灾难提供观念能量与常识工具，同时从生态法西斯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不仅为了防止自己重蹈覆辙，也是为了切实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回潮。

生机勃勃的新的生态政治正在涌现。从进步政治家及其选民试图以强力国家干预来推动能源改革与经济公平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s），到公民由于对国会跟选举政治回应生态危机的素养深感幻灭而付诸非暴力抗争与直接民主的“灭绝起义”（Extinction Rebellion），再至孩子们向成年人要求能奢望的今后的“气候罢课”。更成熟、更深刻、更可否认当代经常令人费解的现实的生态思想，或许就将从中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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